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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售后回租交易当中，承租人向出租人让渡租赁物的价值，同时取得租赁物的使用收益，从而达到融资的效果，其内容是融资，表现形式是融物。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作为计算租金利率的方法，在一定期限内收回本金均是售后回租交易的特征，也是融资租赁业务具有融资功能的体现。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商事交易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应首先从交易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内容和交易本质来判断，最主要的就是当事人之间形成的交易合同。 从案涉合同订立情况而言，2017年12月26日，锦银公司（买受人）与苏州静思园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锦银公司收购苏州静思园公司的四块灵璧石，并由苏州静思园公司回租，还约定租赁物购买价格及支付、租赁物交付及所有权转移、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等内容。同日，锦银公司作为出租人与承租人苏州静思园公司、中青旅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约定锦银公司将案涉四块灵璧石租赁给苏州静思园、中青旅公司，后者采用售后回租方式租用案涉四块灵璧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同时签订了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并且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同时也是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案涉《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在形式上符合售后回租交易的特征。

　　

　　从当事人的履行情况而言，2018年1月5日，锦银公司向苏州静思园公司付款8亿元用于支付案涉4块灵璧石的价款。同日，苏州静思园公司向锦银公司出具《所有权转移证书（致买受人）》确认收到租赁物购买价格8亿元；2018年3月21日，苏州静思园、中青旅公司向锦银公司支付第1期租金利息14684888.89元及该笔款项延期一天支付产生的违约金7342.44元。故双方当事人已经根据案涉《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

　　

　　因此，锦银公司支付了对价购买了案涉四块灵璧石，苏州静思园公司向其出具了《所有权转移证书》即将案涉四块灵璧石的所有权转让给锦银公司；锦银公司作为承租人向案涉四块灵璧石出租给苏州静思园公司、中青旅公司，后者已经部分履行给付租金的义务。对于锦银公司而言，取得了案涉四块灵璧石的所有权，从而实现了融资的担保和破产隔离的法律价值；对于苏州静思园公司而言，盘活了自有资产，更大地发挥社会资本的价值。故案涉交易在权利与义务安排和交易本质上均符合售后回租交易的法律特征。

　　

　　因融资租赁交易性质与抵押借款关系难以区分，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判断案涉交易行为的性质，不仅应当审查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还要综合考虑标的物的性质、价值及租金的构成等相关因素，有必要对合同等书面证据之外的相关事实予以进一步查证，推翻合同等书面证据之证明力仅属例外。结合中青旅公司的上诉理由具体分析如下：

　　

　　（1）关于案涉四块灵璧石，中青旅公司主张案涉四块灵璧石不属于可租赁范围，理由是根据《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租赁物应当为不可消耗物，国家允许流通的物。但中青旅公司所引规范依据与主张的理由内容不一致，且 关于租赁物的范围系监管部门行使监管职责的内容，并非人民法院认定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依据。

　　

　　（2）关于四块灵璧石的价值，双方当事人在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中约定案涉四块灵璧石的购买价款按照评估价值协商确定。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认可案涉案涉四块灵璧石的评估价值11.06亿元，案涉合同约定的购买价低于评估价。上引司法解释将租赁物价值作为参考因素，主要针对的是以价值明显偏低、无法担保租赁债权实现的情形，而本案中中青旅公司并未对11.06亿元的评估价值提出异议。

　　

　　（3）关于年租金利率8.9%和短时间归还融资本金利息，租金的确定应当根据购买租赁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即租金当中包括租赁物购买款项、利益及其他成本。年租金利率8.9%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作出的租金利率计算方式，并不能仅凭以年利率作为租金计算方式而否定合同性质。至于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不足三个月内返还购买款项，中青旅公司并未举示对融资租赁交易中返还本金的方式及租金的期间作出限定的法律依据。故中青旅公司提出上述理由不能达到证明案涉交易系金融借贷业务的证明标准，本院不予采信。

　　

　　售后回租交易当中，承租人向出租人让渡租赁物的价值，同时取得租赁物的使用收益，从而达到融资的效果，其内容是融资，表现形式是融物。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作为计算租金利率的方法，在一定期限内收回本金均是售后回租交易的特征，也是融资租赁业务具有融资功能的体现。但上述两个特征是众多融资业务的基本特征，中青旅公司以此认定案涉交易系金融借贷业务，本质上是以融资租赁业务的一般交易特征来否认细分领域的某一具体交易的法律性质，不符合法律论证的逻辑，未能合理解释案涉四块灵璧石所有权已经转移的事实。#p#分页标题#e#

　　

　　索引：中国青旅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锦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案号：（2019）最高法民终222号；合议庭法官：丁俊峰、仲伟珩、李盛烨；裁判日期：二Ｏ一九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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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当事人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虽然形式上有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合同相关条款的约定，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融物的事实，应认定双方系借贷融资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融资租赁合同具有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点，包含两个交易行为，一是出卖人和出租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一是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两个合同互相结合，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

　　

　　就本案而言，从表面看，案涉4号《融资租赁合同》系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华纳公司是出卖人和承租人，但实际上，该合同中融物的事实难以认定，理由如下：

　　

　　（一）工银公司所持有的是设备发票复印件，不是发票原件；《尽职调查法律意见书》中调查所依据多数是设备发票复印件及相关材料复印件；工银公司所提交的《售后回租资产清单》及增值税发票复印件所记载的租赁物与华纳公司实有机械设备严重不符，主张权利的发票与设备照片无法一一对应，其中两份发票复印件在华纳公司没有发票原件，另外个别发票复印件所记载的名称和实际的设备名称不一致。二审法院认为法律意见书调查的只是设备发票复印件，租赁物保险单也仅是一种设立保障的形式，不能证明工银公司所主张设备客观存在，这一认定并无不当。因此，前述证据不能证明买卖交易关系真实存在，亦不能证明《售后回租资产清单》中所载明的租赁物由华纳公司真实拥有，更不能证明工银公司实际取得清单上所载明的租赁物的所有权。

　　

　　（二）案涉4号《融资租赁合同》中租赁物的购买价远远高于案涉租赁物的实际价值，工银公司提交的发票复印件所载明的设备价款总额为17951.2567万元，华纳公司与之相对应票号的发票原件所载明的设备价款总额为1068.8652万元，合同约定的买卖价款为15000万元，涉案租赁物的实际价值与约定的转让价款差异巨大。工银公司作为专业融资租赁机构，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设备的价值，其以高于市场价值十几倍的价格购买租赁物，显然背离买卖合同等价交换原则，其租金亦不体现租赁物的真正价值。

　　

　　综上，工银公司和华纳公司所签订的4号《融资租赁合同》虽然形式上有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合同相关条款的约定，但实际上并不存在融物的事实，双方实际上仅是“借钱还钱”的借贷融资关系，华纳公司、大江公司、建行开发区支行对案涉合同系企业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亦无异议，故对工银公司称案涉合同系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工银公司和华纳公司之间系企业间的借贷关系，并无不妥。

　　

　　索引：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华纳国际（铜陵）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案号：（2018）最高法民再373号；合议庭法官：刘崇理、刘慧卓、刘京川；裁判日期：二Ｏ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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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租赁物客观存在且所有权由出卖人转移给出租人系融资租赁合同区别于借款合同的重要特征。作为所有权的标的物，租赁物应当客观存在，并且为特定物。没有确定的、客观存在的租赁物，亦无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仅有资金的融通，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有关“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的规定，租赁物客观存在且所有权由出卖人转移给出租人系融资租赁合同区别于借款合同的重要特征。作为所有权的标的物，租赁物应当客观存在，并且为特定物。没有确定的、客观存在的租赁物，亦无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仅有资金的融通，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

　　

　　兴业公司与浩博公司、联盛公司于2011年6月20日签订的编号为CIBFL-2011-033-HZ的《融资租赁合同》，虽名为“融资租赁合同”，并就租赁物及租金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约定，且附有《租赁物所有权转移证书》及《租赁物清单》，但《租赁物所有权转移证书》仅载明租赁物所有权转移而未载明具体的租赁物名称及型号，《租赁物清单》仅列明了租赁物的供货商、租赁物名称、入账金额入账时间、已提折旧及账面净值。而入账金额、时间、折旧、账面净值系财务记账方式，供货商及设备名称尚不足以使得租赁物特定化。该合同第三条“租赁物的购买”与交付第2款约定：浩博公司须在合同签订当日向甲方提交租赁物所有权凭证原件、租赁物购货合同、销售发票原件、租赁物保险凭证原件（若有），兴业公司认为证明浩博公司拥有租赁物完整所有权所需的其他必要文件、资料；兴业公司在检查完毕上述材料后，留存租赁物所有权凭证原件、浩博公司加盖公章的租赁物购货合同、销售发票及其他材料的复印件。根据该条约定，兴业公司亦可通过提供上述书面文件，证明合同所约定的租赁物真实存在，并转移了所有权。#p#分页标题#e#

　　

　　但兴业公司在本案诉讼期间未提交上述书面文件，也未提供兴业公司取得租赁物所有权时对租赁物进行过实物检视、租赁物的现状及存放地点以及其他能够证明特定租赁物真实存在的证据。故仅凭《租赁物所有权转移证书》及《租赁物清单》尚不足以证明存在能与《租赁物清单》所列租赁物一一对应的特定租赁物，也不足以证明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故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三方当事人之间系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对兴业公司有关租赁物实际存在、案涉《融资租赁合同》系融资租赁合同的主张，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因现有证据仅能证明案涉当事人之间有资金的出借与返还关系，而不足以证明存在实际的租赁物并转移了租赁物的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有关“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的规定，应当认定兴业公司与浩博公司、联盛公司之间系借款合同关系而非融资租赁合同关系。

　　

　　索引：柳林县浩博煤焦有限责任公司与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286号；合议庭法官：黄年、李志刚、苏　蓓；裁判日期：二Ｏ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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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售后回租交易中，物的所有权原本属于承租人，出卖人与承租人归于一体，与传统融资租赁交易的三方当事人存在一定区别，此时区分融资租赁与抵押借款可以在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合同法律关系、标的物在租赁期间的权利属性、债权金额构成、偿还方式等方面进行。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资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的租金，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应当根据购买租赁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成本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确定。”《融资租赁纠纷解释》第二条规定：“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由上述规定可见，《融资租赁纠纷解释》第二条认可售后回租的合法性。

　　

　　在售后回租交易中，物的所有权原本属于承租人，出卖人与承租人归于一体，与传统融资租赁交易的三方当事人存在一定区别，但与抵押借款存在不同：一是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合同法律关系不同。抵押借款一般存在抵押合同与借款合同两个合同，当事人之间是借款担保关系；售后回租则包括租赁物买卖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两个合同，当事人之间是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二是标的物在租赁期间的权利属性不同。在抵押贷款合同中，债权人是抵押权人，标的物是抵押物，所有权归抵押人。而在售后回租合同中，出租人是标的物的所有权人。三是债权金额构成不同。抵押借款合同由本金加利息构成，而售后回租合同中，租金一般由租赁物的购买价款、费用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摊提而成。四是偿还方式不同，抵押借款多为整借整还，售后回租多为按月或按年分期偿还。

　　

　　本案中，信达租赁公司与华茂公司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符合前述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特征，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当事人之间签订有《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的附件包括《租赁物清单》、《概算租金支付表》、《实际租金支付表》、《所有权转移证书》。《租赁物清单》上载明有明确的租赁物，租赁物客观存在。《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信达租赁公司向华茂公司支付转让价款之时租赁物的所有权转归信达金融租赁公司，华茂公司应在收到转让价款当日向信达金融租赁公司出具《所有权转移证书》。该合同附件四《所有权转移证书》载明：华茂公司于2011年7月27日收到原告2011年7月27日（起租日）通过民生银行汇出的租赁物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15000万元。自2011年7月27日起，编号XDZL2011－004《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的所有权自华茂公司转移至原告。案涉租赁物的所有权在融资租赁合同履行期间属于原告所有。上述合同及其附件表明，本案存在着租赁物以及租赁物所有权的移转即买卖租赁物、回租给付租金的事实，当事人之间并非没有租赁物或者未进行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并非只是单纯的资金流转。

　　

　　二是债权金额构成不同于借款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华茂公司承租租赁物须向原告支付租金，租金及其给付办法等事项均按《概算租金支付表》及原告发出的《实际租金支付表》办理。实际支付时，二者不一致的，以《实际租金支付表》为准。《概算租金支付表》载明，承租人需支付租金、租赁保证金，租赁服务费，双方还对留购价格和损失赔偿金进行了约定。尽管《概算租金支付表》载明，租赁利率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3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百分之4，是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3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但在此之外双方还规定了服务费，保证金等内容。这显然不同于借款合同只返本付息的特性。《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华茂公司未按时、足额支付任何到期租金、租赁保证金、租赁服务费或其他应付款项，构成华茂公司违约。若华茂公司出现违约情形，原告有权采取以下一项或多项措施：（1）要求维修服务商停止相关服务，禁止华茂公司使用租赁物，且不对华茂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害承担任何责任”。从上述约定可见，信达租赁公司对华茂公司提供维修等服务，因此，服务费的收取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两上诉人关于信达租赁公司没有提供任何服务不存在租赁服务费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p#分页标题#e#

　　

　　三是偿还方式为按月分期偿还。《融资租赁合同》附件二《概算租金支付表》载明，每3个月支付一次租金，租金分期给付。融资租赁的租期由当事人自由约定，三年将本息全部收回。

　　

　　四是预留购置款75000元并不足以否定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

　　

　　索引：德州市陵城区人民政府与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案号：（2016）最高法民终480号；合议庭法官：张雪楳、林海权、高燕竹；裁判日期：二Ｏ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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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无实际租赁物或者租赁物所有权未从出卖人处转移至出租人或者租赁物的价值明显偏低无法起到对租赁债权的担保，应认定该类融资租赁合同没有融物属性，仅有资金空转，系以融资租赁之名行借贷之实，应属借款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融资租赁合同与其他类似合同相比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通常涉及到三方合同主体（即出租人、承租人、出卖人）并由两个合同构成（即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以及出租人与出卖人就租赁物签订的买卖合同）；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和租赁物的选择购买租赁物；三是租赁物的所有权在租赁期间归出租人享有，租赁物起物权担保作用；四是租金的构成不仅包括租赁物的购买价格，还包括出租人的资金成本、必要费用和合理利润；五是租赁期满后租赁物的所有权从当事人约定。

　　

　　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融资租赁交易具有融资和融物的双重属性，缺一不可。如无实际租赁物或者租赁物所有权未从出卖人处转移至出租人或者租赁物的价值明显偏低无法起到对租赁债权的担保，应认定该类融资租赁合同没有融物属性，仅有资金空转，系以融资租赁之名行借贷之实，应属借款合同。

　　

　　本案所涉《融资租赁合同》系房地产售后回租业务，出卖人和承租人均为三威置业公司，租赁物系三威置业公司在建137套商品房。在合同订立前，该租赁物已被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定为超规划建设的违章建筑；在租赁期间，该项目亦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故案涉商品房（即租赁物）所有权无法从出卖人三威置业公司移转至出租人国泰租赁公司。由此产生的实际法律关系是，国泰租赁公司作为名义上的商品房买受人和出租人，并不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作为专业的融资租赁公司，其对案涉租赁物所有权无法过户亦应明知，故其真实意思表示并非融资租赁，而是出借款项；三威置业公司作为租赁物的所有权人，虽名为“承租人”，但实际上不可能与自己所有的房产发生租赁关系，其仅是以出卖人之名从国泰租赁公司获得一亿元款项，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其真实意思表示也并非售后回租，而是借款。由此可以看出，案涉融资租赁交易，只有融资，没有融物，双方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款法律关系。

　　

　　来源：司马仲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