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东省及下辖各市经济财政实力与债务研究（2017）

作者：新世纪评级公共融资部 郭燕

区域概况：山东省地处我国胶东半岛，位于渤海、黄海之间，黄河横贯东西，大运河纵穿南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农业和人口大省。2016年末，全省土地面积15.7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64%；总人口9947万人，位列全国各省市[1]第二位，仅次于广东省，较上年末增加99万人。行政区划方面，山东省下辖济南、青岛两个副省级市、以及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十五个地级市；下辖县级单位137个（包括市辖区54个、县级市27个、县56个），其中龙口市、荣成市、广饶县、胶州市等22个县（或县级市）为全国百强县。整体看，依托较好的工业和农业经济基础，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山东省经济体量大。

经济实力：2016年，山东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70万亿元，仍位列全国各省市第三位，仅次于广东省和江苏省；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仍相对较小，全省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占比有所降低。当年，山东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6.77万元，是全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1.25倍，排名全国各省市第九位；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速为7.6%，较上年下滑0.4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在全国占比9.0%，较上年下降0.14个百分点。

从下辖各市经济情况看，2016年山东省内各市经济均保持较快增长，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内经济发展格局仍呈现为沿海和省会城市经济较发达，内陆城市经济发展相对较均衡，以采矿、钢铁等传统产业为主导的城市经济实力偏弱。当年，经济总量排名前四位的仍然是青岛市、烟台市、济南市和潍坊市，GDP均大于5500亿元，其中青岛市作为计划单列市，经济实力强，GDP规模已超万亿元；对采矿业、钢铁等传统产业依赖度较高的日照市、莱芜市经济实力仍偏弱，在省内排名垫后，GDP均小于2000亿元；除上述地区外，省内其余各市经济总量分布相对较均衡，GDP均处于2000亿元至4500亿元之间。从经济增长情况，2016年聊城市、泰安市、菏泽市经济增速放缓较多；滨州市、莱芜市、东营市固定资产投资呈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未来需关注上述各市经济发展情况及前景。

财政实力：得益于经济体量大，山东省财政实力雄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大，2016年为5860.18亿元，排名全国各省市第四位，仅次于广东省、江苏省和上海市；与经济总量相比，山东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形成财政收入的能力[2]相对较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7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98个百分点，排名全国各省市第26位。2016年，山东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2962.39亿元，基本与上年持平，主要得益于非税收入和上级补助收入增加，山东省财政实力有所增强，当年财政收入合计[3]1.13 万亿元，较上年增加526.68亿元。同年，全省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71.88%，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66.9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质量和自给能力有待提升。

从下辖各市财政实力看，2016年山东省内沿海三市青岛市、烟台市、潍坊市和省会城市济南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大，均大于500亿元，其中青岛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千亿级规模、在山东省内排名首位；日照市、莱芜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小，分别为128.73亿元和53.00亿元，在山东省内排名垫后；其余各市一般公共预算规模均处于140亿元至400亿元之间。从收入增长情况看，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的东营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负增长的枣庄市、进出口负增长的日照市以及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偏低的德州市税收收入下降较多；烟台市、莱芜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降幅较大，但当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地方财力的贡献度不高，对地方财力稳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除上述各市外，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地方财力贡献度较大的威海市连续两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呈较大幅度负增长，未来需关注当地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和土地出让情况。

债务状况：2016年末，山东省政府债务[4]余额（含青岛市）为9444.4亿元，排名全国各省市第二位，仅次于江苏省。当年末，全省（含青岛市）政府债务余额较上年末增加385.3亿元。目前，地方政府债券是全省政府债务的主要构成部分，后续山东省待置换债务规模有限。2017年，山东省政府债务限额（含青岛市）为11217亿元，较2016年政府债务限额（含青岛市）增长9.6%。得益于财政实力雄厚，山东省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2016年末全省政府债务余额是当年财政收入合计的83%。

从下辖各市政府债务偿付压力看，2016年末山东省内德州市、临沂市、莱芜市、泰安市和枣庄市政府债务偿付压力较大，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大于200%；青岛市政府债务偿付压力较轻，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能够被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所覆盖；其余各市该比率均处于100%至200%之间。从城投企业债务负担看，山东省内各市通过发行债券举债规模相对较小，2017年9月末各市城投企业存量债券余额均小于其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目前，省内大部分地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尚可，仅日照市、潍坊市和济宁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较重，当年末上述三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与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大于200%；莱芜市、菏泽市、烟台市和东营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较轻，比率均小于50%。

一、山东省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山东省经济实力分析

2016年，山东省经济总量仍位列全国各省市第三位，但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相对较小，全省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占比有所降低。当年，全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年来，省内发生了齐星集团等债务危机事件，相关企业主营业务与过剩产能行业高度相关，区域产业发展情况、金融环境及个体信用风险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需持续关注。

山东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工业和人口大省，经济总量规模大，201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70万亿元，同比增长7.6%，增速较上年下滑0.4个百分点；同年，山东省经济总量继续位列全国各省市第3位，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的9.0%，受累于经济增速下滑，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占比较上年下降0.14个百分点。当年，山东省三次产业结构为7.3:45.4:47.3，第三产业占比较上年提高2.0个百分点，产业结构有所调整。2017年上半年度，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为3.50万亿元，同比增长7.7%，当期三次产业结构为6.3:44.5:49.2。

从经济特征看，山东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成分占比相对较高；省内人口众多，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较小；工业发展以重工业为主，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环保压力。近一年来，山东省内发生了齐星集团等债务危机事件，相关企业主营业务与铝业、铜业、光伏等过剩产能行业高度相关，区域产业发展情况、金融环境及个体信用风险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需持续关注。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山东省国有控股企业为17766个，较2014年增加3104个，占全国国有控股企业个数的6.10%。同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规模为2.83万亿元，较2014年增加0.27万亿元，占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的7.13%；当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为1.98万亿元，较2014年下降0.25万亿元。整体看，山东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成分占比进一步提高，但相关企业盈利能力有所下降。

2016年，山东省仍是我国第二大人口大省，地区总人口为9947万人，较上年增加100万人；同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6.77万元，较上年增长5.51%，是全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1.25倍，降序排名全国各省市第九位，与经济总量相比，排名仍相对靠后。

经济发展驱动力方面，投资和消费仍然是拉动山东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全省进出口发展情况有所好转。2016年，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5.24万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较上年下滑3.4个百分点；当年，山东省房地产投资为0.63万亿元，同比增长7.3%，增速较上年提升6.0个百分点。同年，山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06万亿元，继续保持较高增速，同比增长10.4%。2016年，得益于进口总额大幅增长，山东省对外贸易增速由负转正，当年出口总额增速虽有所回升但仍处于偏低水平。同年，山东省实现进出口总额1.55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速较上年提升16.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0.91万亿元，同比增长1.2%，增速较上年仅提升1.6个百分点。

金融环境方面，受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山东省不良贷款率上升，2016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48%，较上年上升0.16个百分点，降序排名全国各省市第6位，高于全国平均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0.59个百分点；其余各省市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排名前5位的分别为内蒙古自治区、云南省、福建省、山西省和吉林省。

（二）山东省财政实力分析

山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大，但与经济总量相比，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形成财政收入的能力相对较差。2016年，主要得益于非税收入和上级补助收入增加，山东省财政实力有所增强。

山东省财政收入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主，上级补助收入（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可对地方财力形成重要补充。2016年，主要得益于非税收入及上级补助收入增加，山东省财政实力有所增强。同年，全省财政收入合计1.13万亿元，较上年增加526.68亿元。

山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大，但与经济总量相比，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形成财政收入的能力相对较差。2016年，山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5860.18亿元，排名全国各省市第4位。其中，税收收入为4212.59亿元，规模基本与上年持平，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71.88%、较上年下降4.13个百分点；非税收入为1647.59亿元，较上年增加321.39亿元，主要系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加所致。同年，山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7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64%）2.98个百分点，较上年下降0.03个百分点，排名全国各省市第26位。

2016年，山东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8755.21亿元，较上年增加505.20亿元，主要集中于教育、农林水事务、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事务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当年，上述5个领域支出合计5564.74亿元，较上年增加383.03亿元，占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63.56%。同年，山东省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6]为66.93%，较上年略微下降0.09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自给能力有待提升。

上级补助方面，山东省一般公共预算补助规模较大，对地方财力形成重要补充，2016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为2428.58亿元，以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为主，较上年增加219.48亿元。同年，山东省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为1041.79亿元，较上年增加125.09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为867.69亿元，基本与上年持平。当年，山东省税收返还收入亦增加较多，为519.09亿元，较上年增加93.04亿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方面，2016年山东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2962.39亿元，规模基本与上年持平。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2409.15亿元，较上年增加182.47亿元，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比重为81.32%。同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3310.20亿元，89.5%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能够被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所覆盖。

二、下辖各市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山东省下辖济南、青岛两个副省级市，以及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十五个地级市。作为我国海岸线长度第四的省份，山东省有七个市为沿海城市[7]。目前，省内已形成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西部经济隆起带、以及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格局。其中，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包括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六市及滨州市沾化区和无棣县；省会城市群经济圈包括济南、淄博、泰安、莱芜、德州、聊城、滨州七市；西部经济隆起带包括枣庄、济宁、临沂、德州、聊城、菏泽六市及泰安市宁阳县和东阳县；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包括东营、滨州两市及潍坊寒亭区、寿光市、昌邑市，德州乐陵市、庆云县，淄博高青县和烟台莱州市。

从各经济区域的发展规划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主要发展海洋经济；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主要依托省会城市优势带动周边地区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主要发展高效和循环经济；西部经济隆起带主要致力于打造能源化工、生物医药、机电制造、农产品加工、商贸物流等产业基地。2016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14万亿元和0.9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8%和7.3%；同年，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西部经济隆起带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2万亿元和1.9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4%和7.6%[8]。

（一）下辖各市经济实力分析

从下辖各市经济总量看，2016年山东省内沿海三市青岛市、烟台市、济南市和潍坊市GDP排名省内前四位，均大于5000亿元；其中青岛市作为计划单列市，GDP规模已超万亿元，经济实力在省内排名首位。同年，对采矿业、钢铁等传统产业依赖度较高的日照市、莱芜市经济实力仍偏弱，在省内排名垫后，GDP均小于2000亿元。除上述地区外，2016年省内其余各市经济总量分布相对较均衡，GDP均处于2000亿元至4500亿元之间。

从经济增长情况看，聊城市、菏泽市经济总量省内排名靠后，人均经济实力较弱，2016年受工业经济增速下滑影响、经济增速放缓较多；泰安市经济总量省内排名居中，2016年进出口总额呈负增长，当年经济增速亦较大幅度下行；东营市人均经济实力排名省内首位，但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呈大幅负增长；此外，滨州市、莱芜市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低，未来需关注上述各市经济发展情况及前景。

2016年，山东省内各市经济均保持较快增长，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内经济发展格局仍呈现为沿海和省会城市经济较发达，内陆城市经济发展相对较均衡，以采矿、钢铁等传统产业为主导的城市经济实力偏弱。当年，经济总量排名前四位的仍然是青岛市、烟台市、济南市和潍坊市，除济南市外、其他三市均处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内，地区生产总值均大于5500亿元，分别为1.00万亿元、6925.66亿元、6536.10亿元和5522.70亿元，其中青岛市作为计划单列市，经济实力强，地区生产总值已突破万亿元；经济总量降序排名最后两位的仍然是以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等传统工业为支柱产业的日照市，和以钢铁等相关产业为主导的莱芜市，当年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0.80亿元和702.76亿元；其余各市经济总量均处于2000亿元至4500亿元之间，其中大于3000亿元、经济实力排名依次为淄博市、济宁市、临沂市、东营市、泰安市和威海市，小于3000亿元、经济实力排名依次为德州市、聊城市、菏泽市、滨州市和枣庄市。

经济增速方面，2016年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速为7.6%，省内各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区间为7.0%至8.5%，经济增速排名靠前的分别为菏泽市、烟台市、日照市、潍坊市、济宁市和威海市，同比增速均高于8.0%；经济增速较低的分别为聊城市、泰安市、德州市、滨州市、枣庄市、莱芜市和东营市，同比增速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聊城市、泰安市和菏泽市经济增速放缓较多，分别较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0.9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聊城市经济增速放缓主要系工业经济增速下降所致，当年聊城市主要工业产品纱、复合木地板、电力电缆、滚动轴承、农用化学肥料、拖拉机和汽车产量增速均较上年有大幅下降，其中农用化学肥料、拖拉机和汽车产量增速呈负增长。泰安市经济增速放缓，原因一方面系工业经济增速下滑、另一方面系旅游带动的服务业经济增速放缓，当年泰安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6.3%和8.7%，分别较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主要受工业经济增速下降影响，菏泽市经济增速放缓，当年全市主要工业产品家具、化学纤维、橡胶轮胎外胎、变压器产量均呈不同程度负增长。

从人均经济指标看，2016年东营市、威海市、青岛市、烟台市、淄博市和济南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较大，分别为16.40万元/人、11.42万元/人、10.94万元/人、9.84万元/人、9.46万元/人和9.10万元/人；与当年全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比，比率均超过150%。同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规模较小的为聊城市、临沂市和菏泽市，分别为4.76万元/人、3.88万元/人和2.99万元/人；与当年全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相比，比率均小于90%。

从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看，投资和消费是拉动山东省内各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进出口对各市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差距较大、对沿海城市的拉动力较强。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16年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增速10.5%，省内各市（除滨州市、莱芜市和东营市外）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区间为10.0%至13.7%，处于较高水平；滨州市、莱芜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较低，分别为8.50%和2.7%；东营市固定资产投资呈负增长，同比增速为-19.8%，主要系第二产业投资同比下降31.2%至1292.93亿元所致。从规模看，2016年青岛市、烟台市和潍坊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位列前三位，规模均超过5000亿元，分别为7454.70亿元、5297.22亿元和5112.50亿元；济南市、临沂市、济宁市和淄博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列第四位至第七位，分别为3974.30亿元、3603.30亿元、3279.00亿元和3099.80亿元；莱芜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位列末位、为635.67亿元，其余各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处于1000亿元至3000亿元之间。

社会消费方面，2016年山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10.4%，省内各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区间为8.4%至11.3%，均保持较高水平。从规模看，2016年青岛市和济南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位列首位和第二位，分别为4104.90亿元、3764.80亿元；烟台市、潍坊市、临沂市、淄博市和济宁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列第三位至第七位，分别为2976.07亿元、2514.90亿元、2488.00亿元、2155.00亿元和2071.89亿元；枣庄市、滨州市、东营市、日照市和莱芜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低于1000亿元，分别为892.30亿元、889.70亿元、789.72亿元、660.09亿元和347.80亿元，排名后五位；其余各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处于1000亿元至2000亿元之间。

外贸方面[9]，山东省下辖各市进出口总额差异较大，沿海城市进出口总额规模较大，2016年青岛市和烟台市以655.00亿美元和437.24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位列省内前两位，潍坊市、威海市、东营市和日照市以188.04亿美元、179.23亿美元、149.93亿美元和123.5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分列省内三至六位，其余各市进出口总额均低于100亿美元。从增速看，2016年山东省内多数地区进出口总额呈增长状态，当年山东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为3.5%，省内各市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区间为-12.7%至30%，除青岛市、泰安市、烟台市、枣庄市、日照市进出口总额增速为负外，其余各市进出口总额均呈正增长。

（二）下辖各市财政实力分析

与经济实力相匹配，2016年山东省内沿海三市青岛市、烟台市、潍坊市和省会城市济南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大，均大于500亿元，其中青岛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千亿级规模、在山东省内排名首位；日照市、莱芜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小，分别为128.73亿元和53.00亿元，在山东省内排名垫后；其余各市一般公共预算规模均处于140亿元至400亿元之间。

从收入增长情况看，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的东营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负增长的枣庄市、进出口负增长的日照市以及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偏低的德州市税收收入下降较多；烟台市、莱芜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降幅较大，但当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地方财力的贡献度不高，对地方财力稳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除上述各市外，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地方财力贡献度较大的威海市连续两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呈较大幅度负增长，未来需关注当地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和土地出让情况。

1. 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分析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2016年山东省内财政实力排名靠前的为青岛市、济南市、烟台市和潍坊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1100.03亿元、641.22亿元、577.11亿元和521.54亿元；日照市、莱芜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小，分别为128.73亿元和53.00亿元，在山东省内排名垫后；其余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均处于140亿元至400亿元之间，其中大于200亿元的地区排名分别为济宁市、淄博市、临沂市、威海市、东营市、滨州市和泰州市，小于200亿元的地区排名分别为聊城市、菏泽市、德州市和枣庄市。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看，2016年山东省内各市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下滑，税收收入占比区间从2015年的70%至85%下降至2016年的66%至82%。其中，税收收入占比相对较低的地区为青岛市、淄博市、聊城市、济宁市、东营市和枣庄市，2016年上述地区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9.21%、69.06%、67.53%、67.31%、66.45%和66.33%，均小于70%，其中青岛市税收收入占比较低主要系当年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大幅增长所致[10]；临沂市和威海市税收收入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81.03%、80.22%，均大于80%，其中临沂市税收收入占比相对较高系非税收入中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规模偏小所致[11]；其余各市税收收入占比均处于70%-80%之间。

从税收收入增长情况看，2016年日照市、东营市、德州市和枣庄市税收收入规模下降较多，2016年税收收入规模分别是2015年税收收入规模的96.39%、95.11%、91.57%和86.39%；济南市、淄博市和滨州市税收收入增长相对较多，2016年税收收入规模分别是2015年税收收入的112.18%、106.48%和104.17%；其余各市税收收入规模与上年相比，变动不大。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覆盖程度看，2016年山东省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程度差别较大，其中沿海三市青岛市、烟台市、潍坊市，省会城市济南市，以及东营市和淄博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超过80%，收入对支出的覆盖程度较好；其余各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低于80%，收入对支出覆盖程度欠佳，主要依靠上级补助收入等弥补，其中德州市、聊城市、临沂市和菏泽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排名省内后4位，分别为55.45%、52.40%、51.18%和43.19%。

2. 下辖各市政府性基金预算分析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看，2016年济南市、青岛市、潍坊市和威海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较大，分别为766.75亿元、445.21亿元、332.50亿元和245.64亿元，其中济南市作为省会城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省内排名首位；沿海三市之一的烟台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11.73亿元、排名省内第七位，排名第五位和第六位的分别为临沂市和济宁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较小的地区为枣庄市、东营市和莱芜市，分别为53.58亿元、43.51亿元和12.36亿元，降序排名山东省内最后三位。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增长情况看，2016年青岛市、泰安市、枣庄市、淄博市、东营市、济宁市、日照市、莱芜市和烟台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较上年均有所下降，其中青岛市、泰安市降幅较小，小于20%；莱芜市、烟台市降幅较大，处于40%至50%之间；其余各市枣庄市、淄博市、东营市、济宁市和日照市降幅处于20%至30%之间。同年，济南市、菏泽市、聊城市、德州市、威海市、滨州市、临沂市和潍坊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较上年有所增长，其中济南市、菏泽市、聊城市增幅较大，大于30%；德州市、威海市、滨州市增幅次之，处于10%至20%之间；临沂市、潍坊市增幅较小，小于10%。

从地方财力的稳定性看，2016年济南市和威海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地方财力的贡献度高，分别是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19.58%和94.30%，地方财力易受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及当地土地出让情况影响；潍坊市、日照市、临沂市和菏泽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地方财力的贡献度次之，分别是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63.75%、59.00%、53.99%和53.80%；其余各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小于50%，其中滨州市、淄博市、莱芜市、东营市和烟台市政府性基金预算对地方财力的贡献度较小，分别是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28.07%、26.74%、23.33%、19.61%和19.36%，比率均小于30%。

从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看，2016年沿海三市青岛市、烟台市、潍坊市和济南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仍较大，分别为1369.10亿元、551.02亿元、443.20亿元和1163.90亿元；枣庄市、日照市、莱芜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较小，分别为158.92亿元、158.50亿元和26.43亿元，排名省内最后三位；其余各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处于200亿元至400亿元之间，淄博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缺失。

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看，2016年临沂市、潍坊市、烟台市、枣庄市和威海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呈负增长，其中烟台市、枣庄市、威海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已连续两年呈负增长且增速较上年均有所下滑，当年威海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较上年下降19.00个百分点至-31.30%，烟台市、枣庄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分别较上年下降8.40个百分点、1.40个百分点至-9.20%、-14.90%。同年，山东省内其余各市（除淄博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呈正增长，其中日照市、泰安市、聊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较高，同比分别增长45.60%、33.90%和30.50%，增速均大于30%；青岛市、济宁市、济南市和莱芜市房地产开投资增速次之，处于10%至25%之间；菏泽市、东营市、滨州市和临沂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呈低速增长，增速均小于10%。

三、山东省及下辖各市债务状况分析

（一）山东省债务状况分析

山东省政府债务规模排名全国各省市第二位，地方政府债券是政府债务的主要构成部分，后续山东省待置换债务规模有限。得益于财政实力雄厚，全省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政府债务方面，2016年山东省政府债务限额（含青岛市）为10239亿元，当年末山东省政府债务余额（含青岛市）为9444.4亿元、较上年增加385.3亿元。2017年山东省政府债务限额（含青岛）为11217亿元，较2016年山东省政府债务限额（含青岛）增长9.6%。

截至2017年9月末，山东省（含青岛市）地方政府债券存量余额为8976亿元，是山东省政府债务的主要构成部分，占2017年山东省政府债务限额的80.02%。从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率看，山东省（不含青岛）5年期公开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为3.93%，仅高于同期限各省市（含计划单列市）5年期公开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3.85%）0.08个百分点。

山东省政府债务规模大，2016年末政府债务余额（含青岛市）排名各省市第二位，仅次于江苏省。当年末，山东省政府债务余额（含青岛市）是2016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61%，低于各省市平均水平（223%）62个百分点。与地方财力相比，当年末山东省政府债务余额（含青岛市）是2016年全省财政收入合计的83%，整体看山东省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从城投企业带息债务看，2016年末山东省内120个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为1.06万亿元，是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的112%，与地方财力相比，风险仍可控。2017年9月末，上述城投企业存量债券余额为3020亿元，占2016年末带息债务余额的28.5%，整体看山东省城投企业存量债券偿付压力不大。

（二）下辖各市债务状况分析

从政府债务偿付压力看，2016年末山东省内德州市、临沂市、莱芜市、泰安市和枣庄市政府债务偿付压力较大，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大于200%；青岛市政府债务偿付压力较轻，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能够被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所覆盖；其余各市该比率均处于100%至200%之间。

从政府债务规模看，2016年末山东省内潍坊市、青岛市、烟台市、临沂市、济南市和济宁市政府债务规模较大，分别为1008.4亿元、950.6亿元、815.2亿元、812.0亿元、809.6亿元和606.3亿元，排名省内前六位，均大于600亿元；聊城市、东营市、菏泽市、日照市和莱芜市政府债务规模较小，分别为294.7亿元、262.4亿元、229.6亿元、217.5亿元和136.7亿元，降序排名省内后五位；除上述地区外，其余各市政府债务规模均处于300亿元至600亿元之间。

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比，2016年末山东省内德州市、临沂市、莱芜市、泰安市和枣庄市政府债务偿付压力较大，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大于200%，分别为305%、276%、258%、222%和213%；其余各市政府债务余额与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小于200%，其中青岛市该比率为86%、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覆盖其年末政府债务余额。

从城投企业债务负担看，山东省内大部分地区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尚可，仅日照市、潍坊市和济宁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较重，当年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与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大于200%；莱芜市、菏泽市、烟台市和东营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较轻，该比率均小于50%。从城投企业存量债券偿付压力看，山东省内各市2017年9月末城投企业存量债券余额均小于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各市城投企业存量债券偿付压力可控。

从城投企业带息债务情况看，山东省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主要集中于青岛市、潍坊市、济宁市和济南市，2016年末上述4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分别为1685.3亿元、1220.8亿元、831.2 亿元和599.3亿元，均大于500亿元；当年末政府债务规模较大的临沂市、烟台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较小，分别为360.8亿元和174.8亿元；聊城市、枣庄市、菏泽市、东营市和莱芜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规模较小，当年末余额均小于110亿元；其余各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均处于150亿元至500亿元之间。

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比，2016年末山东省内日照市、潍坊市和济宁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较重，当年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分别是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252%、234%和212%，比率均大于200%，其中日照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集中于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潍坊市本级和下辖区县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规模均较大，分别占比46.3%和53.7%；济宁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分布与潍坊市类似，当年末市本级和下辖区县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规模分别占比43.6%和56.4%。威海市、青岛市、淄博市、临沂市和泰安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次之，当年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分别是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75%、153%、123%、123%和123%；其余各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较轻，当年末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与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比率均小于100%，其中莱芜市、菏泽市、烟台市和东营市该比率均小于50%。

从城投企业存量债券偿付压力看，山东省内各市2017年9月末城投企业存量债务余额均小于其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辖地区城投企业存量债券偿付压力均可控，其中威海市、潍坊市、济宁市、日照市和泰安市城投企业存量债券偿付压力相对较重，2017年末城投企业存量债券余额与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比率分别为96%、84%、80%、63%和54%，均大于50%；其余各市该比率均小于50%，其中聊城市、东营市、枣庄市、烟台市、菏泽市城投企业存量债券偿付压力较轻，该比率均小于25%，分别为22%、15%、14%、14%和8%。

[1]各省市指31个省级行政区，包括22个省（不含台湾），5个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下同。

[2]“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形成财政收入的能力”中“财政收入”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同。

[3]本文财政收入合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收入。

[4]政府债务即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下同。

[5]西藏自治区2016年税收占比数据缺失。

[6]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

[7]7个沿海城市分别为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日照市、潍坊市、东营市和滨州市。

[8]由于区域范围有重叠，2016年四大经济区域地区生产总值合计数大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9]部分市进出口总额为亿元，根据2016年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平均汇率（1美元=6.6423人民币）折算。

[10]2016年，青岛市非税收入为338.66亿元，较上年增长47.94%，主要系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较上年增长88.10%至186.57亿元所致。同年，青岛市税收收入占比较上年下降8.03个百分点至69.21%。

[11]临沂市以食品、冶金、化工、木业、机械、建材、医药、纺织服装八大产业为支柱产业，非税收入中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规模偏小。2016年，临沂市非税收入为55.77亿元，其中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为6.45亿元，占比11.56%；同年，临沂市税收收入占比为81.03%，较上年下降2.37个百分点。

[12]淄博市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及增速数据未获取。

二、浙江省及下辖各市经济财政实力与债务研究（2017）

作者：新世纪评级公共融资部 张雪宜

区域概况：浙江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与上海、江苏同为长江三角洲核心省份，也是长江经济带的覆盖省份。全省陆域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6万平方公里，设舟山宁波港，辖11个地级市。虽然是我国陆域面积较小的省份之一，但浙江省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经济实力：浙江省民营经济活跃，特色区域工业经济发达，专业市场发展充分，加之信息及海洋经济的发力，全省经济实力处于全国领先水平。2016年，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5万亿元，居全国第4位；增速为7.5%，高于全国水平0.8个百分点。在G20峰会、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等利好因素的影响下，2016年浙江省经济平稳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房地产投资及进出口实现回升。当年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7469亿元，同比增长5.0%，增速较2015年提升7.1个百分点；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2.22万亿元，同比增长3.1%，扭转了2015年负增长的局面，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同比增长3.0%，增速居沿海主要省市之首。

从下辖地级市情况看，2016年杭州市和宁波市经济实力在省内依然保持显著领先地位，地区率先推进信息、海洋、制造等产业转型，产业结构相对优化，投资拉动的特征逐步弱化。2016年杭州市和宁波市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1.11万亿元和8541.11亿元，增速分别为9.5%和7.1%，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5.1%和10.1%，相较于其他地级市，处于较低水平；温州市、绍兴市、台州市等仍为制造业强市，经济水平在省内排名中上游，但2016年经济增速总体有所放缓；衢州市、舟山市和丽水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靠后，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在1200亿元左右，经济仍以投资拉动为主，其中舟山市经济增速为省内最快，为11.3%。

财政实力：以良好的产业基础为依托，浙江省综合财力居全国前列，且具有相对健康的贡献结构。2016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5301.98亿元，增长9.8%，其中税收收入为4540.08亿元，税收比率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受房地产市场带动，政府性基金收入出现显著回升，2016年浙江省政府性基金收入为3930.06亿元，同比增幅达53.8%。

从下辖各地级市情况看，2016年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保持增长，但主要受“营改增”因素影响，增速总体低于2015年水平。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及质量的总体序列与经济发展水平序列差异不大。其中，杭州市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402.38亿元，税收比率为91.93%，规模及质量显著优于其他地区，宁波的规模优势也相对突出，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114.54亿元，衢州市、舟山市、丽水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水平及质量相对偏弱，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略超100亿元。同年，各地级市基本扭转了201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大幅下滑的局面，除湖州市和丽水市外，其余地级市均实现两位数增速的增长。2016年杭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为1263.36亿元，规模优势依然最为显著；温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对财力的贡献度最高，2016年其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为107.62%。

债务状况：政府债务方面，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浙江省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政府性债务。但随着债务管理的规范，近年来浙江省政府债务增速得到有效控制，或有债务得到大力度清理。截至2016年末，浙江省（不含宁波）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6994.2亿元（未含当年新增外债0.9亿元），较2015年末增长8.85%，或有债务余额为2333.3亿元，较2015年末减少40.94%。目前全省存量债务置换接近尾声，新增债务严格限额管理，总体债务风险可控。

从下辖各地级市情况看，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靠前的地级市政府债务偿付压力相对集中于市本级，经济水平稍逊的地区债务压力在行政层级上有所下沉，总体来看，湖州市、丽水市、嘉兴市政府债务压力相对较大。浙江省城投平台在债券发行领域较为活跃，截至2017年9月末，各地级市城投平台债券余额合计4014.11亿元，规模仅次于江苏省和湖南省。包括债券在内，各地级市平台带息债务情况存在较明显的分化，其中绍兴市、湖州市、舟山市的平台债务负担相对较重。

一、浙江省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浙江省经济实力分析

浙江省民营经济活跃，特色区域工业经济发达，专业市场发展充分，加之信息及海洋经济的发力，全省经济实力处于国内领先地位。2016年在G20峰会、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等利好因素的影响下，浙江省经济平稳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房地产投资及进出口实现回升。

浙江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是长江经济带的覆盖省份，与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接壤，全省陆域面积10.55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6万平方公里。虽然是我国陆域面积较小的省份之一，但浙江民营经济活跃，特色区域工业经济发达，专业市场发展充分，加之信息及海洋经济的发力，浙江省经济总量及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2016年，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65万亿元，保持了全国第4的地位，同比增长7.5%，增速高于全国水平0.8个百分点，虽较2015年（8.0%）略有下降，但尚属平稳区间；人均GDP为8.35万元，为全国水平的1.55倍。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自2014年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以来，浙江省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2016年，浙江省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1966亿元，同比增长2.7%；实现第二产业增加值2.05万亿元，同比增长5.8%；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2.4万亿元，同比增长9.4%。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2015年的4.3:45.9:49.8调整为4.2:44.2:51.6，三产比重进一步提高1.8个百分点，其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达62.9%。

浙江省具有较强的产业基础，民营经济活跃，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省上榜数为134家，连续18年居全国首位。以民营经济为主导力量，经过多年发展，全省已形成发展成熟的特色区域经济、数量众多的规模性专业市场，涉及制造、加工、建筑、运输、养殖、纺织、工贸、服务等多个领域，如海宁皮革服装、诸暨珍珠、嵊州领带、乐清低压电器和永康五金制品等在全国享有较高知名度，同时该类细分产品也占有较高的国内市场份额。运作模式方面，浙江省主要发展以消费品市场为中心、专业市场为特色、生产资料市场为后续、其他要素市场相配套的商品交易网络，多年来同样取得了显著的交易业绩，形成了很强的市场影响力。

近年来纺织服装、化工和装备制造等传统支柱产业依然为浙江省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但同时也面临电器、服装、五金等商品消费需求下滑，实体商品交易市场运营受网络冲击等挑战。为此，浙江省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新，2014年明确把加快发展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七大产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2017年文化产业被新增列入浙江省重点发展产业之一。

具体来看，在工业方面，2016年浙江省工业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2016年浙江省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10.1%和8.6%，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较2015年提高2.0、2.0和0.5个百分点至38.8%、40.1%和22.9%。从重点发展的产业看，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健康制造业、环保制造业增加值分别较2015年增长13.6%、9.6%、8.9%和7.4%，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1.3、0.3和0.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业领域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的成效持续显现。据浙江省统计局数据，2016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中，纸浆、水泥熟料、人造板、水泥、粗钢产量分别下降19.5%、9.9%、7.8%、4.1%和1.6%；2016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3312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较2015年下降0.2个百分点至8.3%，产成品存货较2015年末仅增长1.7%，增速低于全国1.5个百分点；同期末，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较2015年末下降1.8个百分点至55.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2016年，浙江省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1元，较2015年下降0.6元，低于全国水平1.4元。

在服务业方面，2016年浙江省服务业快速发展，其中信息经济、现代金融、旅游经济为转型升级的主导产业，房地产业显著回暖。2016年浙江省率先获批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全年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3911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为8.4%，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达16.7%，以阿里巴巴、海康威视、大华、安恒信息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企业在浙江不断壮大，杭州智慧城市的试点已取得明显成效，与此同时，阿里百川计划、腾讯创业基地、华为全球计算创新中心等落户浙江，为信息产业的创业创新带来动力；2016年浙江省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6%，同年末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较2015年末增长10.2%和7.0%，此外浙江省境内上市公司329家，其中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分别占全国的15.9%和10.5%，居全国前列；2016年G20峰会于杭州举办，极大提升了浙江的声誉和杭州的城市品牌，对区域内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明显促进作用，当年浙江省旅游总收入8093亿元，同比增长13.4%，旅游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7.1%。此外，2016年，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浙江省商品房销售旺盛，房地产投资有所回升。当年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863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4.3%，商品房销售额9605亿元，同比增幅达52.5%；房地产开发投资7469亿元，增长5.0%，扭转了2015年负增长的局面。

此外，近年来在“海洋强国”战略的指导下，浙江省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为契机，大力推动“宁波-舟山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港口开展深度合作，已初步构筑起以宁波和舟山为中心、杭嘉温台为两翼发展格局。2016年，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平稳，海洋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6700亿元，同比增长8.4%，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4%。

浙江省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占比保持平稳，支出结构较为稳定。其中，投资和消费是拉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年来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合计数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90%左右。2016年浙江省重点领域投资增长较快，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96万亿元，同比增长10.9%，其中第三产业投资占比67.89%。2016年浙江省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分别完成投资9593亿元、3998亿元、3157亿元和330亿元，同比增幅分别为17.6%、35.3%、14.3%和51.9%；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2745亿元，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物联网产业、新能源汽车、海洋新兴产业、核电关联产业等投资分别增长32.0%、29.9%、16.4%和12.1%，实现较快增长，而化纤、造纸、有色金属等高污染、高耗能行业投资分别下降21.6%、11.2%、8.0%。 消费方面，2016年浙江省消费增速进一步提升，同时创意设计、网络约车、在线教育和医疗等消费新形式不断涌现，拓展消费领域，增长动力有望持续。当年浙江省全社会零售总额为2,2万亿元，同比增长11.0%，其中网络零售额为1.03万亿元，同比增长35.4%。对外经济方面，2016年浙江省进出口依存度为47.8%，在沿海主要省市中[1]仅次于上海和广东。2016年浙江省对外贸易有所回暖，货物进出口总额2.22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3.1%，其中出口1.77万亿元，同比增长3.0%，增速居沿海主要省市之首、较2015年提升1.8个百分点；进口4536亿元，同比增长3.7%，增速较2015年提升17.1个百分点，实现正增长。

（二）浙江省财政实力分析

以良好的产业基础为依托，浙江省综合财力位于全国前列，且具有相对健康的贡献结构。2016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持续增长，税收比率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在房地产市场带动下，当年全省政府性基金收入出现显著回升。

以良好的产业基础为依托，浙江省综合财力位于全国前列，且具有相对健康的贡献结构，2016年全省综合财力为1.24万亿元，同比增长10.02%。近三年，以税收收入为主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综合财力的贡献相对突出，且贡献度逐年上升，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综合财力的比重增至42.86%；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对浙江省综合财力的贡献度存在一定波动，但总体仍占有较主要份额，201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占综合财力的比重为31.77%，较2015年上升8.87个百分点。

从浙江省省本级财力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贡献占主导地位，较之全省财力结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贡献度相对较低。浙江省财力向下级政府倾斜力度大，因此从绝对数看，省本级财力占全省财力的比重相对较低，但考虑“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省本级政府财力的调配范围，且省本级负责确定税收分成比例及转移支付分配政策，省本级实际具有较强的财力调配能力。

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全国处于较高水平，近三年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税收比率在85%以上，收入持续性和质量较好。2016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5301.98亿元，增长9.8%[2]，其中税收收入为4540.08亿元，税收比率为85.63%，在全国31个省市中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增值税及营业税是浙江省最主要税种，其对税收收入的贡献度在50%左右，根据浙江统计信息网数据，2016年浙江省国内增值税为1028.05亿元，同比增长0.1%，营业税及改征增值税为1122.94亿元，同比增长14.4%。此外，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和契税也是相对主要税种，2016年以上四者分别为704.69亿元、317.10亿元、184.30亿元和304.79亿元，个人所得税及契税的增幅较为显著，2016年分别为19.3%和25.2%。2016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6974.25亿元，可比增长10.0%[3]，当年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为76.02%，较2015年提升3.65个百分点。在支出结构方面，2016年浙江省刚性支出[4]占比52.39%，民生支出[5]占比37.80%。从主要支出科目看，当年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增速较快，均达到两位数增长，增幅分别为22.4%、16.5%、12.0%和13.0%；交通运输、文化体育与传媒、节能环保、农林水务支出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当年增速分别为-16.2%、-4.0%、-3.9%和-2.3%。

浙江省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近年来受房地产及土地市场景气度等因素影响存在一定波动。2016年浙江省房地产市场显著回暖，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53.8%至3930.06亿元。同年，由于新增建设用地审批面积增加，政府性基金支出亦显著增长。2016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756.02亿元，增长45.9%[6]。从省本级情况看，201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有所下降，为102.29亿元，降幅为5.6%[7]；同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7.28亿元，下降13.7%。虽然浙江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存在波动，但总体能覆盖支出，预算平衡情况良好。

二、下辖各市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浙江省下辖杭州、宁波、舟山、绍兴、嘉兴、湖州、金华、台州、衢州、丽水、温州11个地级市。根据《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未来浙江省城镇格局分为“三群四区七核五级”：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个城市群；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个都市区；嘉兴、湖州、绍兴、衢州、舟山、台州、丽水为“七核”。浙江城镇将分为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省域中心城市（嘉兴、台州、湖州、绍兴、衢州、舟山、丽水）、县（市）域中心城市（60个左右）、中心镇（200个左右）和一般镇（400个左右）五个等级。

在《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浙江省提出加快构建以四大都市区为主体、海洋经济区和生态功能区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区域发展新格局。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的中心城市集聚高端要素，发展高端产业；舟山聚焦国家海洋战略；衢州、丽水聚焦绿水青山战略；湖州、嘉兴、绍兴、台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聚焦功能均衡，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宜居、宜业、宜游并重。

（一）下辖各市经济实力分析

2016年杭州市和宁波市经济实力在浙江省内依然保持显著领先地位，该类地区率先推进信息、海洋、制造等产业转型，产业结构相对优化，投资拉动的特征逐步弱化；温州市、绍兴市、台州市等仍为制造业强市，经济水平在省内排名中上游，但2016年经济增速总体有所放缓；衢州市、舟山市和丽水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靠后，经济仍以投资拉动为主，其中舟山市经济增速为省内最快。

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因浙江省内各地级市资源禀赋和发展战略导向的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分化。从十三五规划划分的区域格局看，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现代都市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领先，除金华排名中游；生态功能区中绍兴、嘉兴、台州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靠前，湖州、衢州、丽水相对靠后；海洋经济区舟山市目前经济总量规模较小，但得益于地缘优势和国家政策扶持，发展潜力大，2016年经济总量超越丽水市。从2016年浙江省各地级市经济总量及其占全省的比重看，各地级市经济总量可分为三个梯队，其中，省会城市杭州和计划单列市宁波两市为第一梯队；传统制造业较强的温州、绍兴、台州、嘉兴、金华五市为第二梯队；湖州、衢州、丽水和舟山四市为第三梯队。

从2016年的情况看，浙江省各地级市的经济总量排序除舟山市超越丽水市外，其余较2015年无变化。杭州和宁波两市的经济总量仍在全省各市中占有绝对领先地位，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1.11万亿元和8541.11亿元，经济总量合计占各地级市合计的42.13%。经济总量位于第二梯队的五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经济总量合计占各地级市合计的45.15%。其中温州市相对领先，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为5045.40亿元，其余四市地区生产总值处于3000亿元和5000亿元之间，从高到低排名依次为绍兴市、台州市、嘉兴市、金华市。经济总量排名靠后的地级市为湖州、衢州、舟山和丽水四市，其中湖州市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为2243.10亿元，较显著领先于其余三市，其余三市地区生产总值较为相近，处于1200亿元左右，其中2016年舟山市以28.29亿元的优势领先于丽水市。

从经济增速来看，第一、第二梯队中的绝大部分城市2016年增速较2015年有不同程度放缓，第三梯队多数城市增速则有所提高。具体来看，舟山2016年经济增速同比提高幅度最为显著，为2.1个百分点，台州次之，为1.2个百分点；丽水、衢州、温州经济增速也实现正增长，同比提高幅度分别为0.7、0.5和0.1个百分点；嘉兴2016年经济增速与2015年持平；其余地级市经济增速出现不同程度下滑，其中绍兴降幅相对显著，2016年其经济增速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

从人均指标来看，杭州市、宁波市及舟山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领先，2016年分别为12.14万元、10.88万元和10.64万元，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8.35万元，同时绍兴市该指标也具有相对优势，2016年为9.46万元。其余各地级市2016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温州市、丽水市和衢州市2016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省水平的差距较为显著，分别低于全省水平2.83万元、2.77万元和2.55万元。

从经济增长动力看，总体上2016年投资在拉动浙江省各地级市经济增长方面仍占主导地位，除杭州外，当年其余地级市固定资产投资均实现了两位数的较高速增长；各地级市消费亦实现较高速增长，且增速相近，多数处于11%左右；进出口的增长动力则相对缺乏，四个地级市2016年进出口总额呈现负增长，其余地级市增速也仅限于中低速区间。

具体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杭州市以5842.42亿元的投资额位居规模首位，但随着G20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高峰期的度过，投资增速较2015年回落7.1个百分点至5.1%，是各地级市中唯一增速仅为个位数的城市。宁波市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961.39亿元，规模位居第二，增速为10.1%，增速排名高于杭州，但低于其他地级市。温州市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905.70亿元，规模位居第三，同时也实现了13%的较高增速。舟山市、衢州市、丽水市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居各地级市末三位，但舟山市的投资增速较快，当年以15.5%的水平列省内第一。

在房地产投资方面，2016年各地级市投资额绝对规模的排序基本遵循经济体量序列原则，但增速差异显著。2016年衢州市房地产投资增速以24.9%位列第一，温州市及金华市次之，分别为17.7%和16.7%，以上三市增速达两位数，显著高于其他地级市。台州市、舟山市和湖州市2016年房地产投资同比下滑，当年降幅分别为3.3%、11.2%和15.2%。其余地级市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在3%-6%。2016年浙江省绝大多数地级市房地产投资扭转了2015年负增长的局面，台州市和舟山市2016年仍呈负增长，但降幅同比缩窄8.3和3.1个百分点，而湖州市降幅同比扩大9.6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舟山市、湖州市等房地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差异尤为显著，2016年当地投资主要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拉动。

消费方面，2016年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位居规模前三，分别为5176.20亿元、3667.63亿元和3006.90亿元，衢州市、丽水市和舟山市居规模末三位，分别为609.31亿元、571.64亿元和457.40亿元；各地级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为相近，其中温州市以12.3%的水平位居第一，宁波市以10.3%的水平排名最末。

进出口方面，宁波市凭借港口等优势以6262.09亿元的规模位列全省第一，较显著领先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杭州市（4485.97亿元）和金华市（3246.70亿元），但受欧美市场需求不足等因素影响，其增速较为有限，2016年宁波市进出口额同比增幅为0.9%。2016年绍兴市、台州市和温州市进出口总额分列全省第五至第七位，但呈现负增长，同比降幅分别为-1.8%、-0.2%和-1.3%。舟山市、湖州市、衢州市和丽水市的进出口总额均不超过1000亿元，列全省末四位，但其中丽水市增速较快，2016年达7.1%，仅次于杭州市（8.7%）和嘉兴市（7.2%），而舟山市进出口增长不尽理想，2016年为-4.2%，是全省进出口额降幅最大的城市。

（二）下辖各市财政实力分析

1.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分析

2016年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保持增长，但主要受“营改增”因素影响，增速总体低于2015年水平。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及质量的总体序列与经济发展水平序列差异不大。其中，杭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及质量显著优于其他地区，宁波的规模优势也相对突出，衢州、舟山、丽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水平及质量相对偏弱。

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存在分化，总体序列与经济总量序列差异不大，但其中，2016年台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少于GDP低于其的嘉兴市，衢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少于GDP低于其的舟山市和丽水市。具体来看，2016年杭州市和宁波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00亿元，显著领先于其他地级市，分列第一和第二位。温州市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39.87亿元，位列第三；绍兴市、嘉兴市、台州市和金华市分列第四至第七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在300-400亿元区间；湖州市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11.2亿元，位列第八位；舟山市、丽水市和衢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对有限，2016年在100-130亿元区间，其中丽水市和衢州市财力较为相近，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103.57亿元和102.56亿元。

从一般公共预算增速[8]来看，2016年浙江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保持增长，但主要受“营改增”因素影响，增速总体低于2015年水平。2016年浙江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前五名的地级市均实现两位增长，包括台州市、杭州市分别以15.19%和13.66%的水平位居增速前二，宁波市、嘉兴市和湖州市的增速较为相近，在10.4%-10.8%区间。绍兴市及舟山市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分别为7.55%和6.74%，位于各市末两位。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看，2016年浙江省下辖各市继续保持较高的财政收入质量，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均处于80%以上。其中杭州市以91.93%的水平位列第一，舟山市以80.68%的水平居于最末。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覆盖程度看，2016年浙江省下辖各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差异明显，杭州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最高，为99.86%；嘉兴市、宁波市和绍兴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较高，处于85%-90%之间；其他各市均低于7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其支出的覆盖能力相对欠佳，主要依靠上级补助收入等弥补，其中舟山、衢州、丽水三市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最低，分别为48.02%、38.19%和30.31%。

2.下辖各市政府性基金预算分析

2016年浙江省各地级市基本扭转了201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大幅下滑的局面，除湖州市和丽水市外，其余地级市均实现两位数增速的增长，且当年收入基本能够较好地覆盖相应支出。2016年杭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规模优势依然最为显著，温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对财力的贡献度最高。

政府性基金收入是浙江省各地级市财力的重要补充。从绝对规模看，杭州市、宁波市和温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列前三，2016年分别为1263.36亿元、774.66亿元和473.37亿元；衢州市、丽水市和舟山市分列末三位，收入规模不足百亿元，其中舟山市201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为65.97亿元。从相对规模看，以201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为参考指标，温州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对财力的贡献度超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该比率为107.62%，衢州市、杭州市和丽水市政府性基金对财力的贡献也相对较高，该比率在85%以上，其余各地级市该比率在80%以下，其中舟山市和台州市该比率处于较低水平，分别为54.83%和50.20%。

从增速看，2016年浙江省各地级市基本扭转了201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大幅下滑的局面，除湖州市和丽水市外，其余地级市均实现两位数增速的大幅增长。其中，宁波市201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增幅最为显著，达157.01%，衢州市次之，增速为105.26%。嘉兴市、杭州市、绍兴市、金华市和舟山市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也较为显著，2016年处于30%以上。湖州市201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仅为6.45%，而丽水市当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减少8.74%。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情况看，浙江省各地级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基本能够对相应支出形成良好覆盖。2016年宁波市、湖州市、嘉兴市、杭州市、绍兴市和台州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超过100%，温州市、金华市和衢州市该比率在90%-100%区间，舟山市和丽水市该比率分别为89.80%和87.36%，位列全省各市末两位，但仍属尚好水平。

三、浙江省及下辖各市债务状况分析

（一）浙江省债务状况分析

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浙江省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政府性债务。但随着债务管理的规范，近年来浙江省政府债务增速得到有效控制，或有债务得到大力度清理。目前全省存量债务置换接近尾声，新增债务严格限额管理，总体政府债务风险可控。

由于市政建设、交通运输设施、保障性住房和农林水务等方面的投入，浙江省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政府性债务。但随着债务管理的规范，近年来浙江省政府债务增速得到有效控制，或有债务得到较大力度的清理。截至2016年末，浙江省（不含宁波）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6994.2亿元（未含当年新增外债0.9亿元），较2015年末增长8.85%，或有债务余额为2333.3亿元，较2015年末减少40.94%；浙江省（含宁波）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8390.8亿元，低于当年全省债务限额9685.3亿元，其中一般债务4814.5亿元、专项债务3576.3亿元。2016年末浙江省债务率为90.9%[10]。

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2016年末浙江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含宁波市）是其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58倍，位列全国31个省（区）市该指标升序排列第8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自2014年自发自还地方政府债券以来，浙江省存量债务置换进度加快，2015及2016年浙江省（不含宁波）分别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243.6亿元和3582.7亿元。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17年10月11日，浙江省地方政府债券（含财政部代发、自行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为7473.38亿元，是2016年末浙江省（不含宁波）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1.07倍，是浙江省（含宁波）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0.89倍，由此判断存量债务置换已接近尾声。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浙江省2017年省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财政部核定浙江省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0488.4亿元，较201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803亿元，其中由浙江省政府及宁波市政府负责举借的新增债务分别为751亿元和52亿元。

总体看，浙江省具有良好的产业及财力基础，目前全省存量债务置换接近尾声，新增债务严格遵循限额管理原则，且新增债务的形式及主体也有明确限定，政府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二）下辖各市债务状况分析

浙江省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靠前的地级市政府债务偿付压力相对集中于市本级，经济水平稍逊的地区债务压力有所下沉。总体来看，湖州市、丽水市、嘉兴市债务压力相对较大。

浙江省各地级市相关债务数据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信息披露口径不尽一致，本报告以尽可能统一口径的数据进行分析，但不排除相关指标计算及可比性仍存在一定瑕疵[12]。从全市政府债务情况看，杭州市和宁波市2016年末政府债务余额超过1000亿元，位居前二，丽水市2016年末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268.62亿元，规模处于相对较小的范围。以2016年末政府债务余额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进行比较，湖州市该比率最高，超过300%[13]；丽水市及嘉兴市该比率次之，处于200%-260%区间；其余地级市该比率处于100%-200%区间，其中杭州市和宁波市该比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宁波市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政府债务的覆盖程度近80%，为各市最好水平。

从市本级政府债务情况看，2016年末杭州市和宁波市仍居规模前二，2016年末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均在500亿元以上；温州市和嘉兴市本级债务规模相对较大，2016年末余额在300亿元以上，分列三、四位；其余地级市本级政府债务规模在150亿元以下，金华市本级政府债务规模最小，2016年末为56.62亿元。以2016年末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与2016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为参考，宁波市和温州市该比率最高，超过400%；杭州市和丽水市次之，在300%以上；金华市该比率最低，为130.46%。

从债务分布看，温州市政府债务相对集中于市区，2016年末市区政府债务余额占全市债务余额的比重超过60%，占比为各市最高；同年末其余地级市市本级政府债务与全市政府债务的比率在40%以下，其中绍兴市、金华市和台州市2016年末市本级债务占比相对较低，分别为13.85%、11.03%和10.67%。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靠前的地级市政府债务偿付压力相对集中于市本级，经济水平稍逊的地区债务压力有所下沉。

浙江省城投平台在债券发行领域较为活跃，城投债规模位于全国前列。包括债券在内，各地级市平台带息债务情况存在较明显的分化，其中绍兴市、湖州市、舟山市的平台债务负担相对较重。

从浙江省存续期内城投债情况来看，截至2017年9月末，各地级市城投平台债券余额合计4014.11亿元，在全国30个省市[14]规模降序排列中排名第三位，次于江苏省和湖南省。其中，杭州市和绍兴市城投平台债券存量最高，两者分别为826.55亿元和812.35亿元，合计占全省城投平台债券余额的40.83%；宁波市和嘉兴市存量城投债规模也相对较大，2017年9月末分别为531.30亿元和505.10亿元，合计占全省城投平台债券余额的25.82%；其余地级市存量城投债占比在10%以下，衢州市存量城投债余额最小，同期末仅29.40亿元。

以存续期内城投债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浙江省内大部分地区城投债偿付压力尚可，绍兴、湖州、嘉兴、舟山四市城投债偿付压力相对较大，上述地区2017年9月末城投债存续余额对当地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08、1.80、1.30和1.28。其他地级市该比重均小于1，其中宁波、丽水、台州和衢州四市该比率低于0.5，分别为0.48、0.43、0.43和0.29。

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区域，县及县级市城投平台发行债券相对活跃。以县及县级市平台为发行主体的债券存量占比较高的地区有金华市、嘉兴市和湖州市，2017年9月末以上三市所辖（代管）县及县级市城投平台债券余额占全市城投平台债券余额的比重分别为94.60%、53.08%和48.58%。其中，金华市城投债的发行主体主要为义乌市平台，嘉兴市县及县级市城投债发行主体主要是海宁市和桐乡市平台，湖州市县及县级市城投债发行主体主要是长兴县和安吉县平台。

从浙江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情况来看，截至2016年末，各地级市城投平台带息债务合计1.72万亿元，在全国30个省市[16]规模降序排列中排名第五位，次于江苏省、北京市、天津市和四川省。2016年末浙江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是当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3.24倍，该指标处于全国中游水平，位列30个省市[17]降序排列第16位。从各地级市看，浙江省城投平台带息债务主要分布于杭州市、宁波市和绍兴市，2016年末以上三市的城投平台带息债务占比分别为24.52%、21.45%和17.39%，其余地级市占比在10%以下。绍兴市及湖州市的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负担最重，2016年末城投平台带息债务分别为2987.78亿元和1613.31亿元，是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7.66倍和7.64倍，绍兴市与湖州市2016年末城投平台带息债务分别是当年末政府债务余额的4.04倍和2.40倍，该指标列全省第一和第三位；舟山市和嘉兴市城投平台带息债务负担也相对较重，2016年末城投平台带息债务与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分别为4.55和3.85，列全省第三、第四；衢州市、金华市和丽水市城投带息债务负担相对较轻，2016年末上述指标分别为1.65倍、1.43倍和1.17倍。

[1]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下同。

[2]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2016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3]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2016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4]刚性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及公共安全支出。

[5]民生支出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住房保障。

[6]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2016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7]数据来自《关于浙江省2016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8]该部分内容中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以2015年及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绝对数计算而得，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同。

[9]未含绍兴市2016年税收收入。

[10]数据来自《关于2016年全省和省级预算执行情况及2017年全省和省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11]未含宁波。

[12]在该部分分析中，舟山市、衢州市及温州市2016年末全口径政府债务余额未得，嘉兴市2016年末政府债务采用当年末限额数据；湖州市2016年末市本级债务采用市级债务限额数据，杭州市和绍兴市2016年末市本级债务采用市级债务口径，温州市2016年末市本级债务采用市区债务口径，舟山市本级债务数据未得。

[13]湖州市2016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数据来源于《关于湖州市2016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及2017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14]除西藏。

[15]此处不包括省本级城投债券余额。

[16]除西藏。

[17]除西藏。

三、湖北省及下辖各市州经济财政实力与债务研究（2017）

作者：新世纪评级公共融资部

周晓庆 林丽

区域概况：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是全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区位优越。全省国土总面积18.59万平方公里，下辖12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良好的区位、交通及科教资源，支撑了湖北省地方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经济总量处于全国中上游。

经济实力：湖北省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在汽车、化工、冶金等领域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及产业集群，在国内外有较强竞争力。2016年，湖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3万亿元，位列全国各省市第7位；增速为8.1%，高于全国水平1.4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湖北省部分主导产业仍面临产能过剩压力，2016年湖北省持续压减粗钢和煤炭产能、推进供给侧改革。依托较好的区位交通及科教资源等优势，湖北省新能源、光电子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同时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湖北省三次产业结构2016年调整为10.8:44.5:44.7。

从下辖各市州情况看，湖北省各市州经济发展较不均衡，省会武汉市经济发展显著领先，且产业结构相对优化。2016年武汉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9万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36.88%；定位为省级副中心的宜昌市和襄阳市全年生产总值分别为3709.36亿元和3694.50亿元，均不足武汉市的一半，其他市州经济规模相对仍偏小，均不超过2000亿元。湖北省各地区经济增长仍较大幅依赖于投资增长，2016年除武汉市外，其他市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保持在两位数，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和产能去化等因素影响，2016年湖北省各市州经济虽保持增长，但大部分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持续下行。

财政实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湖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受“营改增”政策全面推行等因素影响，湖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下滑明显，且自给率偏低。2016年，湖北省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102.06亿元，居于全国第9位；增速仅为3.22%，较上年下降13.88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1]为48.30%。

从下辖各市州情况看，湖北省各市州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分化较大，与其经济规模较为匹配。武汉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及质量显著领先于其余各市州，2016年达1322.10亿元，税收比率为82.59%；襄阳市和宜昌市排名次之，分别为320.70 亿元和300.00亿元，较上年均有一定下降；其他市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仍较小。2016年，湖北省大部分市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下滑，且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仍较低，收支平衡对上级补助的依赖程度较高。同期，武汉市土地交易市场回暖，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较大幅增长45.67%至1055.331亿元，而其余大部分市州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则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债务状况：湖北省政府债务规模处于全国中游水平，其中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量维持较大规模，2016年末湖北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5103.67亿元，在全国31个省市中位列第14位。随着政府债务置换以及地方债券发行的常规化，地方政府债券已成为湖北省政府债务的主要存在形式，2016年末湖北省以政府债券形式存在的政府债务为4404亿元，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86.29%，而新增债务需遵循严格的限额管理，湖北省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从下辖各市州情况看，湖北省下辖各市州政府债务限额分布较不均衡，近半的政府债务额度集中在武汉、宜昌和襄阳三市，同时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靠前的地级市政府债务限额相对集中于市本级。湖北省城投企业存续债券及带息债务规模均较大，且相对集中于武汉市，2016年末武汉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为4632.02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42.14%。2016年湖北省各市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城投债余额的覆盖程度尚可；但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偿付压力仍偏大，除恩施州外，湖北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不能完全覆盖城投企业带息债务。

一、湖北省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一） 湖北省经济实力分析

湖北省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长期以来第二产业在地方经济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汽车、化工、冶金等领域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及产业集群，在国内外有较强竞争力，但与此同时，湖北省部分主导产业仍面临产能过剩压力。依托较好的区位交通及科教资源等优势，湖北省新能源、光电子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2016年湖北省经济实力持续提升，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处长江中游，东邻安徽，南界江西、湖南，西连重庆，西北与陕西接壤，北与河南毗邻。全省国土总面积18.5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94%，下辖12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39个市辖区、24个县级市、37个县、2个自治县、1个林区。湖北省区位优越，是全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其省会武汉市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称。同时省内高校众多，科教资源较为丰富。区位和交通优势及良好的科教资源，支撑了湖北省地方经济持续保持较快增长。2016年湖北省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中上游。当年湖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23万亿元，经济总量在全国各省市中位列第7位，较上年上升1位；按可比价格计算，较上年增长8.1%，增速较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全国增速1.4个百分点。

随着湖北省经济的增长、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农民工回乡和就近就业，人口净流出的现象有所改善，2016年末全省常住人口5885万人，同比增长0.56%，湖北省人口在我国各省市中排名前列。2016年，湖北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5.50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2倍，位列各省市第11位，与经济总量相比，排名略微靠后。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湖北省近几年随着地方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湖北省三次产业结构由2015年的11.2:45.7:43.1调整为2016年的10.8:44.5:44.7，第三产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湖北省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形成了汽车、冶金、食品、石化、电力能源、纺织、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其中汽车是湖北省传统的支柱产业，依托东风汽车作为产业龙头，湖北省已发展成为国内第三大汽车工业基地，十堰-襄阳-武汉成为了我国知名的“汽车工业走廊”；围绕武钢发展的冶金产业，形成了武汉-鄂州-黄石为基地的钢铁工业基地；化学工业以武汉-荆门为基地；建材工业主要集中在黄石-宜昌；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在国内知名的“光谷”—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光电子产业在国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受部分资源型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压力增大的影响，湖北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不断推动新兴产业升级和创新，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16年湖北省压减粗钢产能338万吨（不含武钢压减炼铁319万吨、炼钢442万吨）、煤炭产能1011万吨。六大高能耗产业增加值占比下降至26.9%；同年，湖北省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7%和11.1%，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达8.3%和30.3%，较上年提高0.4个和1.2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得益于武汉通用基地、雷诺等新增产能带动以及车型结构调整加快，2016年汽车产量明显提升，行业增加值增长13.9%，同比加快2.9个百分点；得益于大众消费，食品行业增加值增长4.1%；自武石化和80万吨乙烯检修完毕恢复生产带动下，石化行业增速增长8.7%；随着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加快以及环保、去产能等政策措施，钢材价格出现回升，钢材产量也有所扩大，行业增加值增长0.6%；手机、集成电路圆片、光电子器件等产量持续增加，电子设备制造业2016年增加值增长11%。

服务业方面，湖北省拥有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黄鹤楼等多处著名景点，旅游及相关产业发展潜力大。2016年全省国内旅游人数5.73亿人次，增长12%；国内旅游收入4870亿元，增长13%。旅游业的快速增长较好地促进了餐饮、住宿、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产业的发展，同时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也为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新需求，湖北省服务业总量稳步增加。其中，金融业和营利性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2.4%和18.4%，均快于第三产业平均增速。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一系列战略与政策的实施，湖北省未来服务业发展可期。

湖北省为传统农业大省，2016年全省粮食总产量2554.11万吨，下降5.5%。湖北省淡水水产品、油菜籽产量稳居全国第一，2016年水产品总产量470.8万吨，增长3.3%；油菜籽产量为241.63万吨。

作为内陆省份，长期以来消费和投资一直是拉动湖北省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多年来湖北省为进一步完善地方投资环境、稳定经济增长，不断加大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2007年起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超过了消费。但2010年以来随着民众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的贡献率开始逐年上升，并于2016年超过投资，达到59.8%，而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下降至45.6%，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则受外部环境不佳、经济增长乏力影响，2010年以来贡献率多为负数，未能有效促进湖北省经济的增长。

具体来看，2016年湖北省继续大力推动项目投资和建设，当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503.88亿元，同比增长13.1%，增速较上年下降3.1个百分点，但保持在较高水平。其中三次产业投资分别为889.94亿元、12224.54亿元和16389.40亿元，分别增长41.8%、10.1%和14.2%，第三产业投资比重持续高于第二产业投资比重。湖北省房地产销售市场保持增长，但投资趋于稳定，2016年全省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4296.38亿元，增长1.1%，商品房销售面积 7427.16万平方米，增长18.9%，实现商品房销售额4994.05亿元，增长36.4%。消费方面，2016年湖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5649.22亿元，增长11.8%，增速较2015年（12.3%）略有下滑。随着信息网络的推广和物流运输服务的铺开，网络消费市场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增长点，2016年湖北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实现网络商品零售额456.90亿元，增速达到53.6%。与此同时，新兴消费引领消费升级，同年，湖北省汽车类、通讯器材类、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2.7%、46.5%和205.6%。对外贸易方面，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持续回落以及国外市场需求疲软影响，2016年湖北省进出口为负增长，当年外贸进出口总额2600.1亿元，同比下降8.3%。其中，湖北省部分大宗商品进口值下降，加之当年进口汽车零部件总额下降36.1%，导致进口额同比下降13.6%至880.0亿元；化肥、钢材、船舶等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出口下降也较明显，当年实现出口额1720.1亿元，较上年下降5.3%。

（二）湖北省财政实力分析

2016年，受“营改增”政策全面推行等因素的影响，湖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下滑明显，且自给率偏低；但武汉等城市土地市场的回暖，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有所增长，上级补助收入进一步增加，湖北省财政收入保持增长。

2016年，湖北省公共预算收入受“营改增”全面推行等因素的影响，增速下滑明显，但受益于上级政府的持续支持和政府性基金收入的增长，当年湖北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上级补助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合计为7865.86亿元，同比增长7.04%，增速较上年提高5.78个百分点。

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湖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上水平。2016年湖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保持增长，但增速下滑明显，2016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3102.06亿元，居于全国第9位，同比增长3.22%，增速较上年下降13.88个百分点；同年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也有所下滑，2016年税收比率为68.44%，较上年下降0.98个百分点，主要系全省特大洪涝灾害、全面推行“营改增”以及中央与地方增值税分享比例调整等因素影响。不过同时，国家对于湖北省的财政补助力度显著且持续，对湖北省财政收入形成了有力支撑，2016年湖北省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为2840.57亿元，同比增长6.34%。

与经济总量相比，湖北省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2016年湖北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60%，在全国排名第21位，排名较为靠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形成财政收入的能力欠佳。

湖北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涉及教育、交通运输、农林水事务、社会保障和就业、一般公共服务、医疗卫生、公共安全、城乡社区等多个领域。2016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6422.98亿元，同比增长4.73%，增速有所放缓。同期，湖北省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3]为48.30%，较上年降低0.71个百分点。整体看，湖北省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较低，主要依靠上级补助实现收支平衡。

湖北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主要由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构成，来源集中于武汉市，变动主要受房地产及土地市场行情变化影响。2016年在武汉市房地产市场回暖、土地出让面积和价格均有所增长的带动下，全省实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906.54亿元，同比增长15.21%；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为1603亿元，扭转了上年负增长的局面，当年增速为16.03%，占当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84.08%，较上年略增0.60个百分点。2016年，湖北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完成2003.62亿元，同比增长12.73%。从支出结构看，湖北省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主要为城乡社区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则主要集中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支出。2016年，全省城乡社区支出完成1780.72亿元，同比增长13.63%，占当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的88.88%，与上年基本持平。湖北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低，2016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为95.15%，较上年略增0.79个百分点。总体而言，地方政府自身产生的基金预算收入基本能够覆盖其支出。

二、下辖各市州经济与财政实力分析

湖北省下辖武汉市、黄石市、襄阳市、荆州市、宜昌市、十堰市、孝感市、荆门市、鄂州市、黄冈市、咸宁市、随州市等12个省辖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个民族自治州，基本都处在长江沿线或长江经济带。从区域经济特点来看，湖北地区原有的格局是“一强众弱”，武汉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差异明显。在湖北省持续加大对襄阳和宜昌建设省级副中心的支持力度的背景下，以襄阳和宜昌为核心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

通过对湖北省各市州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大体上可以将湖北省区域经济分为三个梯度：第一梯度是一主武汉市，该区域产业基础良好，重工业发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第二梯度是由襄阳、宜昌组成，该区域经济在湖北省处于中等水平；第三梯度是由黄冈市、黄石市、荆州市、荆门市、鄂州市、十堰市、随州市、孝感市、咸宁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组成，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从经济总量看，2016年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19万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36.88%；襄阳和宜昌两地地区生产总值合计占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的22.92%。从财政收入看，武汉市、襄阳和宜昌第二梯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1322.10亿元和620.70亿元，二者相差近一倍。目前，湖北省的经济格局仍是武汉市独大的局面，两副距离真正的副中心定位仍有一定差距，省内其他区域短期内难以改变现有弱势地位。

按照湖北省政府的规划，在省内未来区域经济发展将重点围绕“两圈两带”[8]开展。其中，武汉城市圈的定位在于“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同时也是湖北经济的重心。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包括武汉、黄石、鄂州、孝感等城市。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位于湖北西部，长江、神农架林区、武当山合称为“一江两山”，是鄂西的主要旅游资源，宜昌和襄阳是鄂西的两个核心城市。长江经济带重点是港口、航道和船型标准化建设，目的是打造“黄金水道”，突出建设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和宜昌三峡物流中心。汉江生态经济带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区和影响区，利用自然资源推进水资源综合利用、生态产业发展等。

（一）下辖各市州经济实力分析

湖北省各市州经济发展较不均衡，省会武汉市经济发展显著领先，其次为宜昌市和襄阳市，其他地区经济规模相对而言仍偏小。各地区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投资增长，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工业经济结构调整和产能去化等因素影响，2016年湖北省各市州经济虽保持增长，但大部分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持续下行。

从经济规模来看，2016年湖北省区域经济继续呈现分化格局，三个梯度之间泾渭分明。其中武汉市的经济体量在全省继续保持绝对领先的地位，2016年武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9万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36.88%，较上年略降0.03个百分点。宜昌、襄阳继续保持第二和第三的位次，全年生产总值分别为3709.36亿元和3694.50亿元，均不足武汉市的一半。其余下辖市州的经济规模均较小，地区生产总值均未超过2000亿元。从经济增速来看，受宏观经济增长压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能去化等因素影响，除黄石市和十堰市经济增速在2015年大幅下滑后，2016年呈现一定的恢复性增长、鄂州市经济增速维持不变外，其余市州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较2015年均有一定的下滑。其中十堰市以8.9%的增速位列全省第1位，增速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增速最低的为黄石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7.2%，但2016年在原材料价格回升、冶金和建材等传统行业产值增长的带动下，增速有所回升；黄冈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下降幅度最大，从2015年的8.9%下降到2016年的7.6%。

从人均经济指标来看，2016年湖北省人均生产总值为5.49万元[9]，同比增长8.35%。其中武汉、宜昌在该指标中继续保持领先，二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11.15万元和9.0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7.05%和9.25%，但经济规模同样较大的襄阳市仅为6.55万元，与上述两市有一定差距；此外，鄂州工业较为发达、人口数量少，由此在地区生产总值总量低的情况下，人均生产总值领先于全省平均水平，2016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7.50万元，同比增长8.80%。湖北省其余市州人均生产总值均在全省平均水平以下，其中黄冈市和恩施州与全省平均水平的差距较为显著，分别为2.73万元和2.21万元。

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看，2016年其他各市州投资增长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次之，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小。其中武汉市投资、消费和出口规模在全省均占据绝对优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16年除武汉市外，湖北省其他各市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均保持增长，但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以及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增速有所放缓。其中，2016年武汉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093.17亿元，占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4.04%，稳居全省各市首位，但受经济下行、固定资产投资基数较大、传统制造业投资减少等因素影响，呈现负增长。宜昌、襄阳分别以3191.15亿元、3188.60亿元的投资规模排名次之，两地合计占全省的比重为21.62%。除武汉市外，其余各市州的固定资产投资均实现了较高速增长，且增速水平较为接近，多数位于17%至18%之间，其中荆门市以18.9%的增速位列第一。

消费方面，2016年各市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实现持续增长，且增长水平在10%至14%之间，保持在较高水平。其中武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610.59 亿元，占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35.85%。排名次之的襄阳、宜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1325.30亿元、1240.33亿元。2016年荆州市成为第4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000亿元的地级市，为1056.13亿元，其余各市州均不超过1000亿元，随州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居于末三位，分别为446.10亿元、442.54亿元和298.45亿元。

进出口方面，在国外市场需求不足及商品价格回落影响下，2016年湖北省各市外贸形势较为严峻。除黄冈市进出口总额增速为正增长外，其他地级市均为负增长。其中武汉进出口总额为236.38亿美元，位列全省第一，进出口总额大幅领先于排名第二、第三和第四的宜昌（26.74亿美元）、黄石（24.29亿美元）和襄阳（19.36亿美元），其他地区在本年度的进出口总额较小。增速方面，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各市进出口增长乏力，除黄冈市进出口总额实现8.6%的增速，其余地级市均呈现不同幅度的负增长，其中襄阳市和黄石市的降幅最大，2016年进出口总额分别同比下降19.7%和19.3%，武汉市、宜昌市、十堰市和襄阳市的降幅亦超过10%。

（二）下辖各市州财政实力分析

1．下辖各市州一般公共预算分析

湖北省各市州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分化较大，与其经济规模较为匹配，武汉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显著领先于其余各市，襄阳和宜昌排名次之，其他市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较小。2016年，大部分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下滑，同时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较低，收支平衡对上级补助的依赖程度较高。

湖北省各市州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分化较大，与其经济规模较为匹配，且2016年大部分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11]出现下滑。其中，武汉市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1322.10亿元，同比增长10.1%，继续遥遥领先于其他市州；紧随其后的是襄阳市和宜昌市，分别为320.70 亿元和300.00亿元，较上年均有一定下降；其余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仍相对较低，多数规模在百亿元左右，其中黄石市、荆州市、孝感市、黄冈市和十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0亿元，分别为105.47亿元、115.45亿元、129.20亿元、119.53亿元和100.27亿元，恩施州、鄂州市和随州市公共预算财力位列末三位，分别为71.91亿元、52.95亿元和45.55亿元。从增速来看，全省除荆州市、鄂州市和十堰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有小幅增长外（分别较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2.0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其他各市州增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宜昌市和襄阳市下降幅度最大，增速较上年分别下降32.4个百分点和41.5个百分点，宜昌市下降主要系税收构成中营业税占比较高，受“营改增”推行的影响较大，襄阳市下降则主要系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和“营改增”推行的综合影响，上述两市亦为全省当年仅有的两个增速为负的地级市，增速分别为-7.5%和-5.4%。其他市州中增速较低的是黄石市和随州市，分别为5.4%和6.9%，其余均在10%左右或以上。

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构成看，除武汉市外，2016年湖北省下辖各市州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较上年均有所下降，比重多处于65%附近，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较为一般。其中，武汉市税收占比最高，2016年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82.59%，较上年提高1.03个百分点；咸宁市、宜昌市和襄阳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质量在全省处于末位，2016年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0.01%、58.90%和58.83%。

从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看，2016年湖北省下辖各市州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程度差别较大，除武汉市外的其他市州处于较低水平，多数地级市的公共预算收支平衡对上级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较高，且2016年过半市州自给率有所下滑。其中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排名前四位的武汉、宜昌、鄂州和襄阳分别为86.71%、55.70%、54.34%和54.02%，其他各市州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均低于50%，排名末三位的黄冈市、荆州市、恩施州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分别为27.17%、29.76%和22.45%。

2.下辖各市州政府性基金预算分析

2016年湖北省房地产市场过半投资集中在武汉市，其他各市州的房地产投资出现明显分化，不过规模仍偏小；受此影响，除武汉市土地交易市场回暖、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大幅增加外，湖北省大部分市州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出现不同程度下滑。

尽管2016年湖北省大部分市州房地产市场低迷、土地出让收入规模有所下降，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但得益于武汉市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大幅提升、土地成交单价和面积明显提高，带动了武汉市及全省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增长。2016年武汉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以绝对优势位居第一，为1055.33亿元，占全省的比重达55.35%；宜昌市和荆州市分别以116.46亿元和92.48亿元的规模位列第二和第三，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为6.11%和4.85%；规模在末四位的分别为恩施州、鄂州市、咸宁市和随州市，分别为28.22亿元、26.29亿元、18.96亿元和11.59亿元。从增速来看，武汉市、荆门市、鄂州市和恩施州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均实现增长，其中武汉市的增速最高，达45.67%，荆门市次之，为21.23%；其余各市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均出现下降，降幅在2.00% 至38.54%之间，其中咸宁市、宜昌市和襄阳市的降幅分别为38.54%、28.19%和22.98%，下降幅度位居前三。

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比，2016年除武汉市和荆门市外，湖北省下辖大部分市州地方财力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依赖度小幅下滑，降幅在1.69个百分点至15.75个百分点之间。荆州市、武汉市和荆门市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位列前三，分别为80.11%、79.82%和78.89%，处于较高水平，地方财力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依赖度较大；黄冈市、黄石市、鄂州市和孝感市的地方财力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依赖度次之，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处于45%至60%之间；其他各市地方财力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依赖度均较低，其中襄阳市、咸宁市和随州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率分别为22.82%、22.75%和25.45%，依赖度位列全省末三位。

从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情况看，2016年湖北省下辖各市州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其支出的覆盖程度尚可，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化。其中，武汉市、黄石市和孝感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水平位列前三，201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分别为108.60%、95.83%和95.3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能良好覆盖支出；襄阳市、宜昌市和恩施州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对其支出的覆盖程度欠佳，201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自给率分别为58.67%、64.62%和64.84%；余下各市中除黄冈市为88.82%、能形成较好覆盖外，其余均在70%至80%之间，覆盖程度较为一般。

2016年，湖北省房地产投资仍主要集中于武汉市，当年武汉市房地产投资完成额为2517.44亿元，占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的58.59%；其后的是襄阳市、黄冈市和宜昌市，分别完成房地产投资340.80亿元、265.73亿元和244.18亿元；其他市州房地产投资完成额规模偏小，仅黄石市、荆门市、孝感市和恩施州的规模过100亿元，位列末三位的十堰市、咸宁市和鄂州市分别仅为87.30亿元、56.99亿元和22.88亿元。

从房地产投资增速来看，湖北省下辖各市州差异较大，2016年湖北省大部分市州的房地产投资完成额为正增长，其中受地区城市建设深入以及基数较低等因素影响，黄冈市和恩施州房地产投资增速上升较多，当年增速分列全省前二，分别为32.8%和29.5%，较上年分别提高18.0个百分点和19.2个百分点；增速为负的地级市包括武汉市、荆门市、孝感市和咸宁市，2016年增速分别为-2.5%、-15.0%、-6.7%和-4.9%，其中房地产开发热度高的武汉市受前期开发投资规模已较大以及政策调控等因素影响，2016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为负。

三、湖北省及下辖各市州债务状况分析

（一）湖北省债务状况分析

随着政府债务置换以及地方债券发行的常规化，2016年末湖北省政府债务继续增大，且主要以地方政府债券形式存续，目前湖北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维持较大规模。

因湖北省持续进行市政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等方面的基建和民生投入，目前已积聚较大规模的政府性债务。截至2016年末，湖北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5103.67亿元，较2015年末增加406.17亿元，在全国31个省市中位列第14位。此外，截至2016年末政府或有债务中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734.7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2111.35亿元。

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2016年末湖北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是其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65倍，位列全国31个省市降序第22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加强对政府性债务管控力度，明确发行政府债券为唯一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方式，对之前存量的政府债务进行置换，同时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根据财政部的规定，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2016年末湖北省以政府债券形式存在的政府债务为4404亿元，银行贷款则为431.56亿元，分别占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的86.29%和8.46%。2016年以来湖北省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仍较大，2016年及2017年前三季度湖北省分别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483.0亿元和980.00亿元。从公开发行债券利率情况看，2017年前三季度湖北省发行的5年期政府债券平均利率为4.05%，与全国其他公开发债省市相比处于较高水平。

债务限额方面，2016年湖北省政府债务限额为5253.5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3394.3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859.2亿元，2016年末湖北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未超过限额。2017年，湖北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进一步增至5996.5亿元，新增政府债务限额743亿元（包括新增一般债务限额210亿元，新增专项债务限额533亿元）。

总体而言，湖北省经济和财政实力在全国各省市中排名相对靠前，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债的发行以及融资平台的政府债务不断化解及到期偿还，地方政府债券已成为湖北省政府债务的主要存在形式，监管度和透明度均较高，而新增债务需遵循严格的限额管理，湖北省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二）下辖各市州债务状况分析

湖北省下辖各市州政府债务限额分布较不均衡，近半的政府债务额度集中在武汉、宜昌和襄阳三市。根据公开渠道查询到的武汉市、宜昌市、黄石市、随州市、孝感市及襄阳市的债务余额情况，2016年末上述6市的债务规模与其经济规模基本相匹配，均未超过债务限额。

根据公开披露的湖北省各市州2016年的政府债务限额[13]，各市州的债务限额规模分布较不均衡。武汉市债务限额规模远超其他各市州，为2084.22亿元，占全省的比重达34.76%；宜昌市和襄阳市分别以454.86亿元和437.70亿元的规模位列第二和第三，合计占全省的14.88%；其余债务限额相对较小的市州中，黄冈市、荆州市、十堰市、孝感市和恩施州的债务限额约在200亿元至280亿元之间，其他市州均在200亿元以下，其中随州市和鄂州市位于末两位，分别为100.45亿元和86.00亿元。从债务限额分类看，所有市州皆以一般债务限额为主，专项债务限额占比较低，除武汉市和宜昌市的专项债务限额占比在40%左右外，其他市州都在20%至30%之间。从层级来看[14]，经济发展水平靠前的地级市中心地区虹吸效应较强，相应的城镇建设等各项投资需求持续高位，同时历史积累的债务规模也较大，致使政府债务倾斜于市本级，经济实力稍弱的地级市政府债务偿付压力则较为集中于下属区县。其中经济实力靠前的武汉市、宜昌市和襄阳市的政府债务限额主要集中于市本级，市本级占比接近50%或以上，武汉尤其突出，市本级债务限额占全市的比重达87.05%，另外黄石市的占比亦处于50%以上，为51.56%；其余多数市州的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占比在30%至40%之间，政府债务限额主要分布于下属区县；孝感市、黄冈市和恩施州的市/州本级政府债务限额占比位于末三位，分别为20.56%、15.13%和9.58%。

以2016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黄冈市、荆州市、十堰市、随州市和恩施州均在2倍以上，其中恩施州和十堰市的倍数分列前二，分别为2.86倍和2.73倍；其余各市的倍数均在1倍至2倍之间，公共财政实力较强的武汉市、宜昌市和襄阳市的倍数分别为1.58倍、1.52倍和1.36倍，在各市州中均处于较低水平。

根据公开渠道查询到的武汉市、宜昌市、黄石市、随州市、孝感市及襄阳市的债务余额情况[15]，2016年末上述6市的债务规模与其经济规模基本相匹配，且均未超过债务限额。其中债务余额最高的为武汉市，为1959.10亿元，占全省债务余额的38.39%；襄阳市和宜昌市随之位列其后，分别为421.82亿元和404.90亿元，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为8.27%和7.93%；其余3市的债务余额相对较小，其中随州市债务余额在6市中最低，为86.25亿元。以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前述6市2016年末的政府债务余额均为其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倍以上，其中倍数最高的是随州市，为1.89倍；债务余额最高的武汉市为1.48倍；债务余额次之的襄阳市和宜昌市分别为1.31倍和1.35倍。

2016年以来湖北省下辖各市州城投平台的存量债券及有息债务规模均主要集中于武汉市和省本级，各市州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城投债的覆盖程度尚可。但城投平台带息债务偿付压力偏大，除恩施州外，其余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不能完全覆盖城投企业带息债务。

从湖北省城投债存续规模看，截至2017年9月末，湖北省城投债存续数量283支，余额2667.44亿元，位列全国各省市降序第10位。从存续城投债的地区分布情况来看，仍主要集中于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市州。其中，武汉市存续期债券余额合计为798.30亿元，占湖北省存续债券余额的29.93%；宜昌市和襄阳市存续期债券余额分别为202.60亿元和171.50亿元，合计占湖北省存续债券余额的14.02%；黄石市城投债余额也相对较大，2017年9月末为141.99亿元，占湖北省余额的5.32%，其余市州城投债余额在百亿元左右或以下，占比均不足5%，其中恩施州存量城投债余额最小，仅为19.50亿元。

以城投债存续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湖北省内大部分地区城投债偿付压力总体可控。其中，黄石、荆门、随州城投债偿付压力相对较大，上述地区2017年9月末城投债存续余额均超过当地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00%，分别为134.63%、116.79%和110.87%；经济规模较大的武汉、宜昌和襄阳的该比例分别为60.38%、67.53%和53.48%；鄂州市和恩施州该比例在50%以下，居于末两位，分别为47.59%和27.12%。

从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来看，截至2016年末湖北省城投企业的带息债务余额为1.10万亿元，位列第9。以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与各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比，2016年末湖北省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是其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3.54倍，居于降序第13位。

从湖北省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区域分布情况，武汉市的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规模在全省显著大于其他市州城投企业，2016年末带息债务余额为4632.02亿元，占全省的比重为42.14%。经济规模相对较大的宜昌市和襄阳市城投企业2016年末带息债务余额分别为558.11亿元和434.36亿元，分列第二和第三；此外，黄石市和十堰市城投企业2016年末带息债务余额均超300亿元，分别为368.97亿元和341.12亿元，相对较高；其余市州城投企业的带息债务余额多在100亿元至200亿元之间，余额最小的是恩施州，为42.14亿元。

以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相对比，除恩施州外，湖北省各地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不能完全覆盖城投企业带息债务。其中，武汉市、黄石市和十堰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最重，该比例分别达3.50倍、3.00倍和3.40倍。荆门市和随州市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相对较大，2016年末其城投企业带息债务余额分别是当地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2.48倍和2.02倍；其他地区该比例均不高于2倍，省内城投企业带息债务负担最轻的为恩施州，为0.59倍。

[1]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

[2]西藏自治区2016年税收占比数据缺失。

[3]一般公共预算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0%。

[4]公开资料未查到恩施州数据，该处不包括恩施州进出口总额。

[5]公开资料未查到恩施州进口数据，该处不包括恩施州进口额

[6]武汉市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数据为1570.1亿元，根据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6423元人民币，按照该平均汇率换算为94.62亿美元。

[7]其中十堰市数据系根据2016年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换算而来。

[8]“两圈两带”，具体两圈是指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两带是指长江经济带和汉江生态经济带。

[9]公开数据未披露此数据，系以2016年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2016年末常住人口计算，下文中各市州有未披露人均生产总值的，同样按此方式计算而得。

[10]公开资料未查到恩施州进出口数据，该处分析不包括恩施州进出口额情况。

[11]该部分内容中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以2015年及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绝对数计算而得，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速同。

[12]公开渠道未披露随州市和荆州市2016年房地产投资相关数据，在此不对随州市和荆州市进行分析。

[13]数据来自湖北省财政厅公布的《2016年预算执行情况表和2017年预算表》。

[14]鄂州市未区分本级和全市口径，故不将其纳入该分析中。

[15]武汉市数据来自武汉市财政局网站，宜昌市、黄石市、孝感市、襄阳市和随州市数据来自公开评级报告。

[16]公开渠道仅获取武汉市、宜昌市、黄石市、随州市、孝感市和襄阳市6市的政府债务余额信息，在此仅对上述6市的政府债务情况进行分析。

[17]未包括省直管县债务余额和省本级债务余额。

[18]未包括省直管县债务余额和省本级债务余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