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爆发距今，已有八年，但是，这次危机远未像人们逐渐淡化的记忆一样，渐行远去。相反，其在各国诸多领域内所引发的种种深远影响，至今依然绵延不绝——在全球经济系统的一个小角落里，中国融资租赁行业正在发生的格局流变，即是其中一例。

　　

　　从全球经济系统循环的角度来看，“次贷危机”意味着，美国通过其国内金融市场杠杆创造“需求”，并凭借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实现需求的对外输出，以平衡全球“供给”的能力，已呈强弩之末势。对于中国而言，充足外部需求的瞬时“失速”，则足以使中国这间“世界工厂”立陷于休克，进而导致不敢想象其后果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危机爆发，所以，当时的温家宝总理当即推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政府投资需求的快速上升置换出口需求的急速下降，镇定大局。

　　

　　正是这个“需求”置换的决策，成为深刻改变中国融资租赁行业的演进路径的历史性“伏笔”。一方面，主体上以要素投入驱动，并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以配套出口的中国制造业，趋势性地，从此失去了稳定的出口需求支撑——虽然这种需求的长期性衰落，因当时的强经济刺激而暂未显现。另一方面，强刺激所导致的天量信贷规模——十万亿，激发了已有过剩产能的进一步过剩局面形成。前者不但对中国融资租赁已经在制造业中形成大量租赁资产质量，构成严重潜在威胁，而且也直接昭示，中国融资租赁将要“深陷”制造业目标市场泥沼的阶段性困挫局面，难以扭转。后者则为中国融资租赁中的“通道”业务出现，设定了路径起点——强刺激退出后，任何对过剩产能加以限制的努力，都将被各种来自于“路径依赖”的反制力量所“对冲”——银行体系盈利压力、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压力，以及过剩产能主体对自我利益的努力维护等等——借此，融资租赁的国内信贷投放通道业务和跨境资金通道业务，应运而生。

　　

　　最新的行业资产统计数据显示，融资租赁行业资产规模，在2016年中，大约为4.5万亿，其中企业数量占比1%的金融租赁公司资产规模，大约占到了行业资产规模的四成。如果，考虑到规模庞大但暂无准确统计数据的，显示在融资租赁公司群体资产负债表上的银行信贷“通道业务”资产，那么，实质上直接来源于银行体系行业资产规模占比，将进一步大大提升。既然外部环境的趋势性方向引力，可以对融资租赁行业的格局变化，产生如此强大的作用力，那么，合理的逻辑当然是，一旦行业外部左右大局面的趋势性力量发生新的方向性变化，那么，融资租赁的行业格局也必将再次随之发生演变。

　　

　　这种趋势性力量的方向改变，已然发生，其发力的起点，就是习大大在2014年提出的“新常态”。

　　

　　“新常态”的提出，既是对次贷危机深远影响被动承受的一种理性认知，也是在战略上，对抗次贷危机负面影响的一种主动应对。在“新常态”过程中，中国将奋力脱离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底端禁锢，参与全球领域内的市场与资源竞争——不再以坚忍的心态俯首承接外部“分派”的需求，而是要通过真正的实力提升，去“斩获”足够的，可以支持中国实现崛起的全球市场需求。这种市场需求，或者说，经济学定义的“有效需求”——具备购买力的现实需求，是任何一个经济系统，无论是国家还是全球，得以循环运转乃至发展成长的“食物”。对于中国这个开放且产能过剩经济体来说，其需求来源，无非两端，一是在市场内生需求基础上，叠加主动规划和创造的需求，二是靠自身实力的提升，同时“赢得”内外部需求规模的不断攀升。前者体现凯恩斯主义思想——一种因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而被激发的，对自由市场经济原教旨市场膜拜信念的批判与修正；后者则体现熊彼特破坏性创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在当下的中国，则被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中国融资租赁行业而言，这种深刻的环境趋势力量的方向性改变，已经清晰无误地被2015年国务院68/69号文件所传达。但是，总体上，当前融资租赁行业中的企业群体在经营定位取向上，依然故我——甚至，反而因新的环境趋势变化，而更显局促茫然，甚至彷徨混乱。对于中国的金融/融资租赁企业群体而言，前面的路，只有两个方向：变革而生，亦或，固执而死——换言之，那种适应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并且还因此而取得了爆发式资产规模膨胀的行业格局，必定会因环境趋势力量而做出相应的调整——行业的“洗牌”，无可避免。

　　

　　实际上，行业洗牌的前奏，已然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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