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副市长、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主任阎庆民（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右为天津市市政府副秘书长杜强，左为天津自贸区专职副主任蒋光建。

　　

　　在由三部分内容组成的徽标上，上世纪三十年代造访纽约的商人估客们可以看见一艘在大海浪涛中全速前进的桅杆帆船、一个夹在天平和钥匙中间并镶嵌着13颗星星的军人V型臂章，以及由铠甲组成的军队战利品：一顶象征自由的弗里吉亚无边便帽，被放在了矛和火枪中间。

　　

　　选择将这些图形组合在一起的是美国对外贸易区委员会，它们象征着商业贸易、公平自由及开拓。1935年7月18日，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颁布行政命令，要求政府机构与这一委员会合作。次年1月30日，美国首个自由贸易区——纽约1号对外贸易区面世。

　　

　　对外贸易区的出现，让高额的关税和非关税性的贸易壁垒退出舞台，也为美国的出口加工业注入了生机，从而在“大萧条”后的恢复期帮助美国降低了失业率。

　　

　　自贸区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或许会带来某部分相似的历史进程。在天津市副市长、中国（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主任阎庆民眼中，中国的故事同样精彩。

　　

　　当上证报记者近日到访天津市政府大楼会议室时，这位前任银监会副主席刚好来到天津整整一年。在这十二个月的日子中，阎庆民搞研究、做比较、设计蓝图，深谙天津作为京津冀版图重要一环所肩负的使命。

　　

　　我们与他的对话，也在天津自贸试验区心怀期冀的发展愿景中展开。

　　

　　京津冀一体化的改革试验田

　　

　　2000多年前，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天津由此发祥。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朱棣亲传谕旨“筑城浚池，赐名天津”建卫，有天子渡口之意。至今，天津已有600余年的沉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天津开埠，工商业、金融业迅速发展，一度成为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作为直辖市，进一步巩固了中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和商贸中心的地位，如今，天津已是一个有着120多年历史的老工业基地。

　　

　　古往今来，经济总是傍水而兴。感怀先辈们的努力，在阎庆民眼中，正是这种历史地理优势和长期积淀，21世纪中国开启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又选择了天津，这才有了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

　　

　　“从定位上，从地缘经济上，从自然地理讲，更重要还是京津冀，所以天津自贸试验区肩负的重担还是比较重”。

　　

　　根据天津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定位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面向世界的高水平自由贸易园区。

　　

　　“你们看，天津港也是欧亚大陆桥的东端起点”，阎庆民说，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同样跟天津密不可分。“所以我们要牢牢抓住依托服务京津冀未来的发展，使得自贸试验区能够利用天津港来服务环渤海地区和中国北方。”

　　

　　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目标是：拟经过三至五年改革探索，建成贸易自由、投资便利、高端产业集聚、金融服务完善、法制环境规范、监管高效便捷、辐射带动效应明显的国际一流自由贸易园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无论从定位还是从发展目标看，天津自贸试验区的一大任务就是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而根据国家方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其间，天津将如何对接落实中央给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定位？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认为有两句话很重要，一是顶层设计，二是行政推动。”阎庆民认为，天津自贸试验区肩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前期准备，未来可能在探索京津冀行政一体化上的铺垫多一点。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即48号文），其中选定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等省市，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在阎庆民看来，“48号文将京津冀作为一个行政地区加以推进改革，这是一个很强的信号。”

　　

　　如今，北京已确定将通州作为行政副中心。“可见，京津冀三地行政一体化，国家也在试着推进。”阎庆民指出，一个大的行政区划的调整变化是非常困难的，一体化意味着就要关掉一些利益部门，要打破一些篱笆墙。这是一个艰难和复杂的博弈过程，但这是大势所趋，天津自贸试验区已经开了一个口子。

　　

　　据介绍，为了让天津自贸试验区服务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方面做了很多比较研究，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天津自贸试验区一挂牌就推出第一批制度创新清单122条，其中，政府服务和监管创新是重点内容之一。截至2015年底，122项创新举措已完成90%以上。

　　

　　“京津冀之间本来就存在贸易往来，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京津冀地区也存在与境外贸易往来的需求，而一国与两国或者一国与多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就是开放。所以我们现在从行政审批改革开始，包括后期的一系列贸易便利化，金融的市场化，投资自由化，到法制监管规范化，这些都是服务于开放的。”阎庆民说。

　　

　　“十三五”期间，天津自贸试验区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入推进“一颗印章管审批”、“一个平台管信用”等“十个一”政府改革，实施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制度创新风险防控机制、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管制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打造高效、透明、低成本的行政服务体系。

　　

　　据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蒋光建介绍，目前天津制订了天津自贸试验区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工作方案，已进入征求意见程序。方案的重点包括：一是建议建立由国家商务部牵头，三省市商务部门参与的京津冀工作协调机制；二是，方案提出了6个推动，即把天津自贸试验区在行政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贸易便利化、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改革经验，优先复制推广到天津全境和河北、北京地区；三是，方案提出推进三个一体化，即促进京津冀区域通关服务和口岸物流一体化，金融服务和监管一体化，区域要素资源配置一体化。

　　

　　自贸区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度融合已经跃然纸上。

　　

　　以生产性服务开放促产业转型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通过创造低成本贸易环境，提高交易效率，自贸区可以成为经济市场化的杠杆。而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才能加快培育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即将出炉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京津冀城市的整体定位是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南开大学校长助理、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刘秉镰就此对上证报记者表示，按照世界级城市群要求，人均GDP要达到3万美元。目前，北京和天津均为1.6万—1.7万美元，河北为7000美元。也就是说，对标世界级城市群，北京和天津的人均GDP要倍增，河北要增长4.5倍。在此背景下，发展是硬道理。

　　

　　其中，天津作为世界级城市群对外开放门户，将如何发挥自贸区作用，拉动京津冀乃至整个北方经济的发展，这也是阎庆民和他的同事们正在考虑的问题。

　　

　　“关起门来的天津永远是小天津，开放的天津才是大天津。”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的这句公开讲话，已成为天津很多公务员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

　　

　　“我们现在从行政审批改革开始，到后期的一系列有关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到法制监管规范化等举措，都是服务于开放。”阎庆民称。

　　

　　开放什么？对谁开放？阎庆民说到了两个关键词：制造业，生产性服务行业。

　　

　　阎庆民指出，为此，天津自贸试验区将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比如，围绕航天航空、新能源电动车以及空港的一些新材料领域、物联网等领域，天津自贸试验区会着力做一些配套。

　　

　　“生产性服务业一定是天津自贸试验区的一个重点，要在生产性服务业中下工夫，这是天津的特色，也是未来天津能够有所发展，最终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一个重要内容。”采访现场，阎庆民字字铿锵，用高分贝的音量强调了其对生产性服务业改革的重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的六大老工业基地中东三省有三个，长江上游两个，华北区一个。这造就了如今天津长期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形态。

　　

　　作为有着120多年历史的老工业基地，天津制造业基础实力雄厚。其中，天津自贸试验区的机场片区是天津先进制造业的重要集聚区。机场片区贸易发展局局长鲍健对上证报记者介绍，区内现有注册企业1.2万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160余个。“我们最突出的是制造业，现在已形成了民用航空、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快速消费品等一系列产业链条，这是我们跟其他自贸区不同的地方，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鲍健说，机场片区未来将重点发展航空航天、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和研发设计、航空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对天津的定位也是“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阎庆民认为，在这个“一基地三区”的定位中，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是核心，若没有高端制造业支撑，将容易造成产业空心化。

　　

　　至于对谁开放，应是对京津冀开放，进而对整个东北亚开放。阎庆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天津自贸试验区能否完成国家战略，这一条对天津是一个很大考验。“我认为，所有自贸试验区的管理制度和营商环境，都得要有利于境外企业，否则我们就不太完美。”

　　

　　两大基金加融资租赁共同发力

　　

　　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天津自贸试验区要实现这两大目标，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天津金融的重点融资租赁发挥着其重要性，阎庆民告诉我们，这是自贸试验区的重点所在。

　　

　　近日央行公布的金融支持天津自贸试验区30条意见中，有关促进融资租赁业发展和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条款，堪称天津特色。

　　

　　其中，围绕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30条”特别提出，央行将积极争取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京津冀协同发展基金和京津冀产业结构调整基金，允许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资金投资自贸区内用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金。

　　

　　“我们要把这一块文章做好，和北京、河北一起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京津冀协同发展。”

　　

　　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将在交通、生态环保、产业三个重点领域集中力量推进，力争率先取得突破。阎庆民指出，围绕互联互通，上述两大基金将支持一批项目，其中交通和生态环保都需要大量投资。两支基金以及融资租赁方面的政策，都将为实体经济服务。

　　

　　至于融资租赁，阎庆民认为，这是当下中国加大国际产能合作，中国装备走出去和将外国技术引进来的重要抓手。

　　

　　这个抓手在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已显示出非凡的生命力。这片通过填海造地而建起来的港区，从做成第一单飞机租赁业务后就一发不可收。目前，这里除了飞机、船舶、海工设备等领域的租赁资产节节增长外，在大型设备、医疗器械、地铁设备、高铁机车、水务、环保设施等方面的租赁资产也呈快速增长势头。包括大唐、华电、华能、国电四大电力集团在内的19家央企，也都将东疆作为融资租赁基地。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底，东疆保税港区共注册租赁公司1381家，累计注册资本金达1228.3亿元人民币；推动飞机、船舶、海工设备租赁资产累计总额达348.9亿美元。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忠东告诉记者，未来东疆保税港区将继续推进租赁业政策制度创新，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租赁业发展环境；加快建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全球飞机租赁中心和船舶、海洋工程结构物租赁基地；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探索通过融资租赁方式，推动大型装备、成套设备“走出去”，为“中国制造2025”提供支撑。

　　

　　当下中国金融整体改革的轮廓和进程呼之欲出，天津也再次站在中国新一轮开放、改革和创新的最前沿。

　　

　　伴随工业系统的隆隆声在天津的空中回响百年，这座城市也在经历一个开启民智的过程，它既受益于公民不知疲倦的工作、企业家们的活力与创新，也和决策者的顶层设计息息相关。通过天津所能够构建的，不仅仅是一张四通八达的水路网。

　　

　　于阎庆民和天津自贸试验区而言，这需要不断“试错”，但也正是这种探索，让他们触摸到了世界。

　　

　　文章来源：中国证券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