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租赁业的发展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力挺，其深层次意义不仅在于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于如何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更从战略层面着眼于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健康成长所需要的内生性动力营造。

　　

　　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奇迹能否出现，既取决于经济再平衡的实现、前瞻性技术的投入以及产业与金融资本出海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更取决于经济战略转型能够如期实现，而在此过程中，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业不仅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更有难得的行为空间。

　　

　　对长期处于大金融领域后来者的融资租赁业而言，国务院日前连发的《关于加快融资租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及《关于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两个重要文件，标志着中国租赁业的发展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力挺，其深层次意义不仅在于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在于如何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问题，更从战略层面着眼于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健康成长所需要的内生性动力营造。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

　　

　　众所周知，金融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不仅是撬动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价格发现的最重要中介，亦是产业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基础性支撑力量。就增长动力而言，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说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与出口，但现在看来，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尽管中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国内有学者主倡的“后发优势”其实也只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可能条件。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一个有趣的现象：被誉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并未成为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要推手，倒是实体经济部门在问题丛生的金融体系下实现了高速增长和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所有研究中国经济的人深入考究的问题。有学者提出，究竟是这种被体制转型所扭曲的金融体系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虚假繁荣？还是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从转型时期金融体系的种种漏洞里“钻”出来的？

　　

　　其实，从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来看，得益于政府对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得到了显著优化，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终于被激发出来，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了快速发展。加上FDI的推动，以及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繁荣的动力机制，不仅要致力于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技术的不断升级，更要建立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活力的增长机制，从而保证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得到持续有效的激发，以避免经济出现非制度性衰退。

　　

　　需要寻找内生动力

　　

　　但从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增长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来说，中国迄今为止暂未找到能够全面支撑政府与市场所期待的下一个经济奇迹所需的关键性动力之源。过去凯恩斯主义色彩浓厚的宏观经济政策引致的资源配置扭曲、资产价格泡沫、产能过剩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等负效应的发酵，直到今天依然还在痛苦的消化中。各级各地政府由于在保增长上投入了太多的资源，但这些资源的经济绩效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关键领域改革的滞后乃至被人为拖延，又在相当大程度上加大了经济转型的成本，使得政府面对的经济发展沉疴越积越重。从这个层面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承担着两个重要使命：一是全面清理这些年来经济改革积下的诸多沉疴，二是在清理经济发展沉疴的同时，通过启动新一轮的战略性改革，为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提供政策和动力准备。

　　

　　因此，在熟知中国经济发展路径依赖和出路的李克强总理看来：投资之于中国经济增长最多只有工具价值。事实上，经济学意义上也没有所谓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概念，至于进出口，其实是经济体之间资源禀赋的一种互换。所谓“投资” “消费” “出口”三驾马车，至多只是经济增长的手段。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本质上并不取决于投资或出口驱动，而取决于知识、信息、研发创新等所引致的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研发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尽快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实，当前中国根本不缺激活经济有效增长的元素，正如中央多次强调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重要红利是通过改革来释放，而改革红利的释放绝不是简单的简政放权，而是市场活力的有效发掘。例如，改革进展缓慢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必须加速推进，而备受期待的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的出台亦离不开市场准入门槛的实质性降低。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构建，任何单一改革措施的推出，哪怕设计得再完美，恐怕也很难真正发挥作用。进一步，对中小企业以及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亟须多层次的金融机构的有效支持。笔者最近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在获取贷款过程中也遭到广泛的歧视。而要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必须在政策体系上、执行层面上有刚性且具操作性的文件与配套机制出台，并有强有力的保障机制。

　　

　　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有关发展租赁业的文件出台，可谓正逢其时。

　　

　　融资租赁业实质地位偏低

　　

　　相对于美国等金融发达国家而言，我国融资租赁业起步较晚。1981年，中信投资的中国租赁有限公司和首家中外合资的东方租赁有限公司先后开业，标志着我国融资租赁业开始起步。此后，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缓慢，直到2009年，中国融资租赁交易规模也仅为410亿美元，市场渗透率只有3.1%，与美国(17%)，德国(13.9%)等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不过，在 2006至2010的5年间，中国融资租赁业呈几何基数式增长，业务总量由2006年约80亿元增至2010年约7000亿元，增长了86倍。2009年全国在册运营的融资租赁公司约117家，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为3700亿元。2010年全国在册运营的融资租赁公司约181家，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为7000亿元。而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融资租赁总部企业已达到3185家，比上年底增加了983家；行业实缴注册资金达到10030亿元，比上年底增加3419亿元；全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达到36550亿元，比上年底增加4550亿元。

　　

　　不过，整体而言，中国融资租赁业在中国整个社会融资棋局中的实质地位依然偏低，其不到4%的渗透率与商业银行动辄70%以上的渗透率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尽管租赁资产已广泛分布于航空、航运、电力、机械、医疗、印刷等领域，有效地扩大了相关行业的投资、生产和消费，在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带动了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但作为金融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依然较弱。

　　

　　另一方面，就融资租赁业本身面临的发展约束而言，由于长期以来融资租赁公司对资金来源的数量和成本较为敏感，不能吸收社会存款，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同业拆借、银行借款等批发型融资，稳定性较差，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较弱。需要合理平衡盈利性和流动性的关系，控制流动性风险，加强资产负债的组合管理。虽然最近几年融资租赁业发展迅速，但差异化发展并不明显，同质竞争现象明显。

　　

　　发展空间广阔

　　

　　中国经济的下一个增长奇迹能否出现，既取决于经济再平衡的实现、前瞻性技术的投入以及产业与金融资本出海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更取决于经济战略转型能够如期实现，而在此过程中，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业不仅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更有难得的行为空间。

　　

　　正如国务院两个文件所指出的，加快发展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是带动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例如，对船舶、医疗器械械、飞机等行业的融资租赁企业，在相关企业设立子公司时不设最低注册资本限制，在经营资质认定上同等对待租赁方式购入和自行购买的设备。这对相关企业的发展可谓雪中送炭。而对高端核心装备进口、清洁能源领域租赁业务的支持，更是促进产业升级的及时之举。尤为关键的是，文件特别提出要支持融资租赁公司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加强与银行、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合作，创新商业模式。探索融资租赁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模式相结合。相信在后续的落实过程中，或大大激活民间资金进入政府主导搭建的公共产品体系的热情。

　　

　　至于《关于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所强调的要突出金融租赁特色，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发挥产融协作优势，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引导各类社会资本进入金融租赁行业，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风险自担的金融租赁公司，扩大服务覆盖面。可谓纲举目张。十分清晰地给出了发展金融租赁业的路线图。众所周知，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亟须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例如清晰的产业规制，有效的监管、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及配套的制度环境。尤其是透明和有效的契约法及执法体系、良好的会计制度与惯例、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当然，还需要培育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国内外资源配置力的金融企业，以及能够全方位参与全球金融分工，领军国内资本市场发展的战略性金融人才队伍。

　　

　　中国在稳步做大租赁业产业规模以更好促进实体经济转型的同时，更应着力重视培育一大批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的产业控制力型租赁企业，尽快形成基于领先技术并整合金融服务和品牌运营的综合性竞争优势，这应是中国发展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业的目标指引。

　　

　　来源：企业观察报